媒介使用与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

            ——基于河南省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实证研究

 

郑素侠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作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人”，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形象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主动融入城市的意愿和决心。在当今媒介化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渠道，以及个体感知社会、介入社会的重要工具，其对农民工子女城市形象认知的影响有待探讨。本研究运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考察了媒介使用对农民工子女城市形象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媒体使用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有显著影响，愈是偏好网络的互动与娱乐内容的农民工子女，愈对城市形象有较为积极的认知；在建构城市形象上，传统媒体电视和广播的功效甚微，而报纸媒体则显示出较为强大的功效：读报时间愈长的农民工子女，愈对城市形象有较为积极的认知。由此揭示出报纸媒体通过设置议程、形成舆论，进而培养城市认同的功效。

【关键词】媒介使用；城市形象；农民工子女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Media Usage and Migrant Children’s Cognition of City Imag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ree Migrant Schools in Henan Province

ZHENG Su-x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As a kind of ‘marginal person' migrating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migrant children’s cognition of city image might influence their willingness and determination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tegrate into city. So in today's mediated society, the mass media as important channels to spread and shape the image of the city, and important tools for an individual to perceive and intervene in the society, their influences on migrant children’s city image cognition remain to b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the influences of media usage on migrant children’s cognition of city image were explored by methods of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usage of new media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igrant children’s city image cognition, and the more they prefer to interactive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the more positive cognition to city image they have. In terms of constructing city imag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are ineffective and on the contrary, newspaper shows a stronger efficacy: the longer they read newspaper, the more positive cognition of city image they have. The results revealed newspaper’s function of setting agenda, forming public opinion and cultivating city Identity.

[Key Words] media usage；city image；migrant children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些年来，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跟随在农民工背后的，是留在农村或一起流动的农民工子女们，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全国0至17岁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已达到9683万，接近1亿；其中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主要分布在劳务输出大省如河南、四川等；流动儿童3581万，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广东、浙江等省。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流动儿童比例亦较高，分别占城市儿童总数的30%和40%（全国妇联，2013：pp.2-10）。

但事实上，农民工子女的“留守”与“流动”身份经常发生变换。当农民工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工作场所相对稳定时，留守儿童有可能被接到父母务工所在的城市，或一睹城市的繁华，或暂时留在城市读书、生活，成为流动儿童；而当农民工需要变换工作场所、或者收入难以维持子女的学习、生活支出时，这些流动儿童极有可能被送回农村，重新回归留守儿童的身份。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迁徙，不仅使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和学业受到了影响，耳闻目睹的城乡巨大落差更冲击着他们幼小的心灵。农民工子女多跟随父母生活在城市的角落或边缘，因此他们经常会体会到歧视和不公平现象（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从而对城乡差距、贫富悬殊有更深切的认知。生活在都市的农民工子女常将城市儿童及其生活水准作为对比的参照物，会认为自己处于劣势位置而在心理上产生“相对剥夺感”（李宁，2008），由此造成这一群体在敌对、心理不平衡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当地儿童（邱达明、曹东云、杨慧文，2008）。另外，农民工子女长期在城市人与农村人两种身份之间挣扎、徘徊，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郑友富、俞国良，2009）。这种由身份认同危机导致的“边缘人”心态，多少会对农民工子女的身心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及心态状况调查课题组，2006：pp.62-64)。本研究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农民工子女如何认识和评价他们的栖身之地——城市？也即，他们眼中的城市形象如何？

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一种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Foot，1999）。特别是在当今媒介化社会，媒介接触成为个体介入社会过程的重要行为（Lichtenberg & MacLean，1991；Kasperson & Stallen，1995），个体对身边世界的认知，除了依赖直接经验之外，大众传媒是一个主要渠道；在直接经验缺乏时，大众传媒的作用更为明显（Judith Petts & Tom Horlick-Jones，2001：p.103）。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传媒已经成为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渠道（韩隽，2007）。本研究的问卷调查表明，在农民工子女了解城市的途径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41.6%，即大众传播渠道），其次是老师、同学、父母、亲戚等人的讲述（34.2%，即人际传播渠道），排在第三位的是亲身经历（24.2%），即他们在城市的所见所感。这印证了已有研究关于大众传媒与城市形象之关系的结论。鉴于此，本研究关心的问题之二是：媒介使用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更进一步地，城市形象认知对他们主动融入城市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相关文献探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在一份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移民作为边缘群体在迁入国/地区的权利保护与实现，而对移民家庭因移民而面临的社会风险以及伴随移民现象而诞生的“移民儿童”（Migrant children）关注不够（UNICEF，2008：p.17）。这里的“移民儿童”，即与我国的“农民工子女”在概念上相对应。在西方学术界涉及移民儿童的研究文献中，较多的研究关注了移民儿童的教育、健康、心理与行为问题。一项跨国调查揭示，与非移民家庭相比，父母移民之后，家庭收入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移民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条件；但亦有研究发现，因移民所造成的家庭关系残缺，对移民儿童的学业成绩带来了负面影响 (Bryant，2005：pp.134-136 )。在一项欧洲移民儿童的研究中，研究者指出，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缺少欧洲血统、文化身份的模糊，物质生活的匮乏等，可能对移民儿童的心理投射较多的阴影，并进一步影响到其社会行为 (Belhadj & Kouider，2014)。移民以及与移民相关的过程，对移民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由此造成移民儿童比当地儿童感受到更多的焦虑、抑郁和压力, 更多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Stevens，Pels & Bengi-Arslan，et al，2003；Linder，Ehrenstein & Priebe， et al，2009；Kupersmidt & Martin，1997）。

在我国，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民工潮”的出现，农民工子女这一群体引发了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西方学者的关注。Nielsen等人（2005）基于在江苏省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和接受教育上面临的障碍与挑战。Grey（2008）利用1997年北京市农民工统计数据，分析了“户口”这一户籍制度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导致的不公，以及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戕害。研究者最后指出，“户口”这道“看不见的墙”将成为城乡之间的巨大区隔，并将长期影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问题，亦是内地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如《21世纪经济报道》（2014）曾以《有没有北京户口？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世界》为题，对北京地区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进行报道，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除受教育权利没有得到满足之外，因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家庭内外环境的变化，亦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产生冲击，并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社会行为。相关研究表明，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其心理健康总体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儿童；在社会认知上，农民工子女普遍存在一定的歧视知觉、相对剥夺感和身份认同危机；在情绪情感上，农民工子女表现为情绪不平衡、孤独(抑郁)倾向较强，自卑(自责)心理较严重；在社会适应上，农民工子女显示出社会适应不良、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学习适应性较差以及问题行为较多（熊猛、叶一舵，2011）。

如果说，在农民工子女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是他们实现身份融入、经济融入的制度性保障，但他们在城市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融入，则需要非制度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因为城乡之间的社会政策壁垒, 可以由政府通过行政的力量一一推倒，而横亘在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文化心理壁垒，则须由知识与文化传播的力量逐层消解。随着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学者们呼吁应关注大众传媒在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中的价值与角色扮演（潘旦，2011：pp.187-193）。本文认为，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第一步，是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并由此生发主动融入城市的意愿。鉴于此，本文以媒介使用的视角，探讨农民工子女如何认识和评价城市，以及这种认识和评价对他们融入城市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访谈及抽样调查的实施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在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选择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工作。这3所学校均为民办寄宿制学校，生源主要为周边大量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子女和在该市务工的农民工的子女。

经有关部门的许可，研究者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于2013年1月5日—10日进驻这3所学校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其中以命题作文的形式完成276份开放式访谈，并对这276名农民工子女进行问卷调查，以定量考察他们心中的城市形象，以及媒介使用对他们的城市形象认知所产生的影响。

276位农民工子女中，七年级161 人，八年级77人，九年级38人；男生71.2%，女生28.8%；年龄最小为10岁，最大为17岁，平均年龄13.7岁；半数以上（50.5%）的孩子其父母外出务工时间为三年以上；半数以上（60.1%）孩子其父母的文化程度为初中水平。

276位农民工子女中，76.6%的孩子跟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生活，18.1%的孩子被寄养在其他亲戚家。几乎所有的孩子（92.4%）都表示“想念在外地的父母”，但同时多数孩子（82.9%）对父母外出务工行为表示“理解”。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涉及的控制变量为人口统计学指标，包括性别、年龄、年级。自变量包括：（1）传统媒体的使用，包括每周读报纸时间、看电视时间、听广播时间，以及报纸内容偏好、电视内容偏好，广播内容偏好；（2）网络的使用，包括每周上网时间（通过电脑或手机）、网络内容偏好。本研究涉及的因变量为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

自变量中，有关媒介使用时间的测量，采用单一题项，在问卷上询问受访者每周使用某一类别媒介的频次，以及每次使用时长，两者相乘即得受访者对某一类别媒介的每周使用时间。媒介内容偏好的测量方法如下：

传统媒体内容偏好：让受访者回答在使用报纸、电视、广播时，花时间最多的可能是在：(1)新闻报道；(2)实用知识、资讯、天文地理；（3）电视剧、综艺节目、娱乐内容、情感故事，共3个选项。3类媒介内容，赋值分别为1、2、3，即偏好的内容愈接近新闻，得分愈低；愈接近娱乐，得分愈高。统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子女最为偏好电视的动画片、青春偶像剧、综艺娱乐节目（71.7%），以及报纸、广播的新闻新闻报道与实用知识（分别为79.3%、78.3%）。

网络内容偏好：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受访者就以下网上活动的喜好程度进行打分（1—很不喜欢，5—非常喜欢）：①浏览网络新闻；②获取与工作、生活有关的信息；③查阅、下载资料；④阅读或写博客、微博等；⑤收发电子邮件；⑥访问社交网站；⑦通过QQ等和朋友聊天；⑧收听/收看网络音频/视频；⑨玩网络游戏；⑩网上购物；⑾网上支付。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4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新闻资讯偏好”（①~③，α=0.620）、“情感交流偏好”（④~⑥，α=0.608），“互动与娱乐偏好”（⑦~⑨，α=0.610），“电子商务偏好”（⑩~⑾，α=0.738）。3个因子共可解释65.64%的总方差。统计结果表明，在网络内容偏好上，农民工子女最为偏好互动类与休闲类内容，如通过QQ与朋友聊天、收看网络视频、玩游戏等。

城市形象：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的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征的综合（杨洸、陈怀林，2005），经济、文化、市政、市民等的形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整体形象（叶晓滨，2012）。借鉴已有文献对城市形象的测量，本研究将城市形象分为“城市环境形象”和“城市人形象”两个指标来测量，其中“城市环境形象”量表由如下题项构成：①城市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②城市很干净、很整洁；③城市的交通很发达；④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4个题项构成的量表信度为0.627。“城市人形象”量表由如下题项构成：①城市人吃得好；②城市人很有钱；③城市人有知识；④城市人懂礼貌。4个题项构成的量表信度为0.722。以上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让受访者对上述陈述的同意程度进行打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四、研究发现

 

（一）受访对象的媒介使用情况

问卷调查表明，在媒介使用动机上，接近半数（46.2%）的农民工子女将媒介作为获得消遣娱乐和打发时间的工具，30.3%的受访者将媒介作为获取新闻与信息的工具，另有23.5%的受访者使用媒介进行人际交流与沟通。

在媒介类别偏好上，农民工子女最为偏好电视（71.8%），其次为网络（24.2%）；偏好广播和报纸者总和仅为4%。电视作为当前农村地区最普及的大众传媒，成为农民工子女最为喜爱的媒介。网络以其多媒体传播的互动特征，亦吸引了农民工子女的强烈兴趣。

（二）受访对象的城市形象认知

在本研究中，用“城市环境形象”和“城市人形象”两个指标来考察农民工子女眼中的城市形象，并将受访对象对城市形象的认知划分为“积极认知”、“消极认知”和“混合认知”3类，其中“积极认知”体现为对城市环境形象或城市人形象的正面评价，“消极认知”体现为对城市环境形象或城市人形象的负面评价，“混合认知”体现为既有对城市环境形象或城市人形象的正面评价，亦有负面评价，即从正反两方面来评价城市。276份命题作文的内容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农民工子女眼中的城市形象（n=276）

 

城市环境形象

城市人形象

积极认知

56（25.2%）

45（44.6%）

消极认知

97（43.7%）

39（38.6%）

混合认知

69（31.1%）

17（16.8%）

说明：

1.命题作文中，涉及城市环境“积极认知”使用的词汇：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交通便利、热闹、繁华、干净、整洁、商品琳琅满目等；城市环境“消极认知”使用的词汇：吵闹、拥挤、堵车、垃圾很多、脏、空气不清新、噪音大等。

3.命题作文中，涉及城市人“积极认知”使用的词汇：有知识、有礼貌、友善、文明、有教养、素质高、衣着整齐、时尚等；城市人“消极认知”使用的词汇：乱扔垃圾、冷漠、高傲、不友善、惹不起、不近人情、瞧不起人、自以为是、闯红灯、翻栅栏等。

由表1可以看出，276名受访者中，有222名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环境进行了评价，101位农民工子女对城市人进行了评价，同时有47名受访者对城市环境和城市人均进行了评价。卡方检验表明，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形象的3类认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χ2=21.328, d.f.=4, p=.001），即：消极认知〉混合认知〉积极认知；对城市人形象的3类认知之间亦存在显著差异（χ2=20.412, d.f.=4, p=.000），即：积极认知〉消极认知〉混合认知。整体而言，农民工子女对城市人的文明、有知识、有礼貌等特征予以积极肯定，但同时将工业化造成的城市拥堵、空气质量下降、环境污染等问题作为城市形象的负面“标签”予以强调。

（三）媒介使用对农民工子女城市形象认知的影响

本文采用多阶层回归分析法探讨农民工子女的媒介使用对其城市形象认知的影响。自变量为每周媒介（包括电视、网络、报纸、广播）使用时间，媒介内容偏好；因变量为城市形象认知，包括对城市环境形象的认知和对城市人形象的认知；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年级。

多阶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预测农民工子女城市形象认知的多阶层回归分析

预 测 变 量

标准化Beta值

城市环境形象认知

城市人形象认知

第一阶层（人口变项）

 

 

性别（女=0）

.091

.131

年龄

.101

.148

年级

.056

-.090

R2%

3.5

3.0

调整后的R2%

2.1

1.6

调整后R2%的增量

3.5

3.0

第二阶层（媒介使用）

 

 

每周看电视时间

-.093

-.060

每周听广播时间

.042

-.002

每周读报纸时间

.161**

.034

每周上网时间

-.192***

-.196***

电视内容偏好

.066

.045

报纸内容偏好

.088

-.048

广播内容偏好

-.001

.040

网络新闻资讯偏好

-.022

.036

网络互动与娱乐偏好

.093

.180**

网络情感交流偏好

-.036

-.126

网络电子商务偏好

.053

.057

R2%

11.6

10.4

调整后的R2%

5.5

4.1

调整后R2%的增量

8.2

7.3

**p＜0.05；***p＜0.01

由表2可以看出，共有两个变量影响了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环境形象的认知，按影响力大小计，分别为：每周上网时间（β=-.192，p＜0.01），每周读报时间（β=.161，p＜0.05）。具体而言，在网上花费时间较少、在阅读报纸上花费时间较多者，对城市环境形象有较为积极的认知。这两个自变量共可解释8.2%的总方差。

影响农民工子女对城市人形象认知的变量亦有两个，按影响力大小计，分别为：每周上网时间（β=-.196，p＜0.01），网络互动与娱乐偏好（β=.180，p＜0.05）。具体而言，在网上花费时间较少、偏好网络的互动与娱乐内容者，对城市人形象有较为积极的认知。这两个自变量共可解释7.3%的总方差。

以上回归分析表明：（1）上网行为可显著预测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即：沉溺于互联网、在网上花费时间愈多者，对城市环境形象及城市人形象的认知愈为消极和负面；愈偏好网络的互动与娱乐内容者，愈对城市人形象有较为积极的认知。（2）读报行为可显著预测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即：在阅读报纸上花费时间愈多者，愈对城市环境形象有较为积极的认知。

 

五、讨论与结论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城市与父母团聚，使自己不再成为留守儿童；而跟随父母一起在城市漂泊的流动儿童，则面临经济与福利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排斥，融入城市存在诸多障碍，在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融入城市。而事实上，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农民工子女的未来去向，只能是城市——要么努力学习，通过高考的“独木桥”，获得在城市立足的资本；要么重复父母的老路，成为新一代农民工，漂泊在城市。本研究关心的是：农民工子女如何认识和看待他们未来的栖身之地——城市？在当今由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构建的媒介化社会，媒介使用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更进一步地，这种认知可能对他们融入城市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媒介使用视角下的城市形象认知

以命题作文形式完成的开放式深度访谈表明，农民工子女心目中的城市，是一个既令他们向往，又无时不令他们烦恼的矛盾统一体——热闹、繁华但污水横流，文明、时尚但冷漠高傲。车水马龙而又光怪陆离的城市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强烈的反差对比，这令像候鸟一样匆匆路过的农民工子女感到了无形的压力、紧张和无所适从，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在城市形象认知上的失调——向往城市的繁华，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同时担心被城市所抛弃，甚至厌恶城市（郑素侠，2014）。那么，他们心中的这种矛盾着的城市形象是怎样经由大众传媒建构出来的呢？或者说，大众传媒如何通过新闻报道建构了“拟态城市”（Pseudo-City）?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媒介使用行为与城市形象认知的回归分析，研究者发现在诸多媒介形态中，新媒体和报纸对“拟态城市”的建构显示出较强的效果，而电视和广播的功效及其微弱。具体情形为：

其一，新媒体使用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有显著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愈是偏好网络的互动与娱乐内容的农民工子女，愈对城市形象有较为积极的认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平台，为农民工子女表达自身诉求、参与话题讨论、获取感兴趣的信息提供了机会；互联网提供的娱乐资讯，更为农民工子女了解城市文化、适应城市文明提供了可能。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同时揭示出，长时间沉溺互联网、将网络作为打发时间的工具，无益于农民工子女形成对城市的积极认知。由此可见，对新媒体的“工具性使用”将有助于培养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的认同，帮助主动融入城市社会。

其二，在培养农民工子女形成积极的城市形象认知方面，报纸媒体显示出较为强大的功效。回归分析表明，读报时间愈长的农民工子女，愈对城市形象有较为积极的认知，由此揭示出报纸通过议程设置所发挥的传播城市形象、培养城市认同的作用。这与早期关于报纸媒体社会整合作用的研究发现遥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Park等人（1925：pp.189-196.）的研究发现，社区报纸（Local Newspaper）可替代人际传播在社区中的整合作用，培养人们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意识。Janowitz（1967：pp.39-48）的研究亦发现，经常阅读报纸的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怀有更强烈的认同感，以及拥有更亲密的邻里关系。

（二）城市形象认知、身份意识与城市融入

经由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所建构的“想象中的城市”与农民工子女亲身体验的“现实中的城市”常常发生矛盾与冲突。在传媒的报道中，以及父母、亲戚的讲述中，城市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繁荣富足的天堂，这构成了农民工子女关于城市的全部想象；在亲身体验中，农民工子女更多地感受到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和作为边缘人的无力感。“想象中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认知上的失调——即对城市的繁华和文明充满渴望和向往，又惧怕甚至厌恶城市的繁华和文明。认知失调将激发农民工子女强烈的身份意识——他们或者自甘以“局外人”的身份自居，以一种警惕甚至敌视的眼光审视城市；或者不甘接受命运的安排，企望通过模仿、学习城市人的优势以获得认同。这在农民工子女完成的命题作文中可以窥见一斑。在命题作文中，“城市人傲慢，瞧不起人，我再也不想去城市了”，“城市人没同情心，宁愿花1000元寻找狗都不愿意将1元钱给乞讨的人”，这样的表述，折射出农民工子女试图通过贬损城市人来暂时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还有的农民工子女在体验到乡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异后，在命题作文中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考到北京上大学”，“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劣势，并渴望通过自我奋斗来改变命运，实现向上流动。

无论是自甘为“局外人”身份的防御性认同，还是不甘现状、试图改变的进取性认同，都是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随着2014年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已经消除，但来自心理的、文化的非制度障碍将是一个长期难以逾越的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伴随着农民工子女，将无助于他们完成在城市社会的身份认同、心理认同和文化适应，更无法帮助他们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与他们父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相比，90后农民工子女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农民的影子——他们已经对农业技能失去了兴趣，更没有多少在农村定居的愿望。可是，当在城市遭遇不公、生活难以为继时，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还可以返回乡村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但徘徊在乡村和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却有可能成为“回不去的农民”——除非他们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考上大学，借助大学文凭在城市寻找栖身之地。当故乡日渐生分、城市难以扎根时，哪里才是他们可以安放心灵地方？除了寄希望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完善，让农民工子女实现在城市社会的身份融入、经济融入之外，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社会的心理融入、文化融入，则需要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渠道和社会舆情建构工具的大众传媒做出努力。本研究探讨的媒介使用对农民工子女城市形象认知的影响，揭示出新媒体在农民工子女参与公共讨论、表达自身诉求、获取有益资讯方面的价值，以及报纸媒介在设置议程、形成舆论、进而培养城市认同中的作为。这些探索，可为大众传媒帮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社会实现心理融入、文化融入提供反思和实践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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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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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新闻大学》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