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美术”的影像叙事与文化认同建构

         ----论纪录片《我从汉朝来》的传播价值

张兵娟  陈文婧

 

 2015年10月1日到6日,每晚八点,由中央电视台总导演徐欢制作的人文纪录片《我从汉朝来》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立刻赢得好评如潮。

《我从汉朝来》以汉代重要图像史料“汉画像石”为主题线索,讲述了山东武梁祠汉画像、河南南阳汉画像馆、江苏徐州、及四川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故事。汉画像石,兴起于我国两汉时期,是由无名工匠以石为底、以刀代笔,雕刻而出的艺术品。虽说是艺术,但它是一种冥界艺术,也称为“礼仪美术”。主要用于墓碑、门阙、祠堂,更多的是成为墓室石壁、拱顶的一部分。这种石刻壁画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著名华裔美国艺术史学者巫鸿认为:“我们可以公允地将武梁祠石刻画像视为一部表现人类思想的史诗性作品,在世界美术史上可以与西斯廷教堂的壁画或者夏特尔大教堂的雕塑相媲美”

迄今为止,全国各地已经出土了大量汉画像石,它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日常生活、家庭伦理等各方面。 纪录片编导历经三年时间在中国大地上拍摄了一百多处历史遗迹,用影像为我们讲述了画像石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

  一、《我从汉朝来》的影像叙事特色

《我从汉朝来》共六集,分别是《家的记忆》《汉字的荣耀》《活的像神仙》《女子为好》《宴饮》《上汉朝一课》,它所探讨的“关于家族、关于男人、关于相爱、关于宴饮、关于教育、关于生死”等问题,至今仍是作为汉人的“我们”要面对的。纪录片通过展现那个时代的生死观、伦理观、价值观以及责任与理想,使我们触摸到了那些“刻在石头上的中国文化”,而在创作手法和影像叙事方面,该纪录片也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叙事视角:历史和现实的对接

作为久远的凝固在汉画像石上的历史,如何激活和唤醒现代人的情感与记忆,纪录片巧妙采用了用现代和过去相联系,把历史和现实串连起来的叙事视角。

总体来说,不论每集主题如何变化,基本都遵从了古代与现代相互交叉的叙事结构。画像石上故事的讲解即为历史部分,而现实世界里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便是现实部分,每一个组合的历史和现实这两部分并不是独立展示,而是相互交替展现,以增加更密切的呼应关系。

如在第一集《家的记忆》里,武梁祠是这一整集的主要线索,它以东汉儒士武梁的故事为切入点,从而引出他为给家族和后人留下记忆而建造的武梁祠,也由此引出“家”的概念——家是成长的港湾,也是最后的归宿,是中国人永恒的庇护之所。今天的我们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变,不变的是家的温情和归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距离我们遥远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个有着华裔血缘的余望安的寻根寻祖“情结”。她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想要认祖归宗,叶落归根。余望安整整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她的寻根之旅,而帮助她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得益于祖父墓碑上刻的“龙山”二字。余望安通过努力得知,它代表一个家族堂号,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堂号,这个是用来让自己知道寻根的,通过堂号知道自己的源流,知道自己的世系”。正是由于这个堂号,使她终于找到福建厚宝村,回归到曾氏大家族。

这一集最后一组镜头和画面依然是武梁祠的介绍,不过这次是对武梁祠堂的复原。正如片中解说词所述“一个汉代家族,承担着传宗接代、祭祀祖先等诸多职能。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祠堂提供了一个永恒的庇护之所。由礼到情,宗族血缘构成了传统人文的核心”。而这种“核心”,通过余望安的“寻根之旅”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传承。

再比如在第二集《汉子的荣耀》中,导演先以汉画像石《季札挂剑》的典故讲述历史,强调“剑”在历史上对于男人的意义以及“剑”本身具有的寓意。镜头切换到现实世界里,引出来的便是两个现代男人因“剑”相识结缘,走上复制汉剑的道路。至此,汉朝男人以“剑”为代表的勇武、信义精神,成功流传在当今的男人身上,实现了一种血脉相连和精神一脉相承的古今融合。这种将历史事件自然而流畅的转换到现实世界的例子,在《我从汉朝来》中贯穿始终。

(二)叙事手法:故事与人物并重

近年来,随着娱乐化浪潮的日渐兴起,新闻故事化、纪录片故事化也已经逐步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讲好一个故事”成为衡量纪录片成功的必备要素。作为人文类纪录片的《我从汉朝来》,它面对的对象是如历史般静止的画像石及丰富多彩现代生活的人,一静一动,一雅一俗,因此简单的讲故事叙事方式不能满足片子的需要。于是,编导们选择了现代与后现代叙事并重的方式,利用蒙太奇技巧和叙事情节,将画面、人物、故事、内容做合理剪辑整合,既追求视听效果,试图通过大量具备冲击力的碎片,来激发人们的想象;又有人物做为主线不至于太过散漫,从而实现线性叙事与非线性叙事的结合。

内容的丰富性会让纪录片更加饱满立体,不仅在艺术上增加可观性,同时从价值上来讲让片子更加有深度有内涵。《我从汉朝来》便采用讲故事及人物的双重手段来进行叙述,让人物更丰满、故事更有深意。

作为一部以汉画像石为线索的人文纪录片,《我从汉朝来》可谓是充分挖掘了汉画像石上能够运用的大部分历史故事。如第二集《汉字的荣耀》中,用汉画像石《七力士图》的民间故事,将汉代男子勇武尙力的精神面貌体现出来,用《荆轲刺秦王》表现“言必信,行必果”的大侠气节,用《汉匈战争》表达那个争当英雄好汉的“铁血时代”。在第三集《活的像神仙》里,灵活运用西王母东王公的神话传说;在第四集《女子为好》中,卓文君勇敢追求爱情的历史故事;在第五集《宴饮》中,鸿门宴的历史典故的引用;在第六集《上汉朝一课》中,孔子拜见老子的故事运用。这些丰富的历史故事,唤醒了我们的历史记忆。而现代的人物讲述,导演也颇费心力。从荷兰到中国寻祖的余望安、制作《汉匈决战》公益网络游戏的康宏雷、汉服设计师网络红人琥璟明、打铁铸汉剑的龚剑和李永开、戏班里长大渴望改变人生的严丹丹、以舞剧展现女人情感的北京现代舞团创作总监高艳津子、珍视农耕文明的勤俭农民陈守斌、以古书为课本教授六艺的伏羲班等等。在这里,纪录片追求故事与人物并重,历史与现实对接,但又有一条看不见的思想和情感的流动贯穿整个纪录片的主题,那就是对价值的传承和信念的坚守。

(三)叙事策略:情景再现与数字特效并用

历史犹如“过客”匆匆而逝,许多历史瞬间我们已经无法重现,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调动一切可用的艺术手段,用一种似真似幻的意向性的表达方式营造过去时空,可以传递给观众一种浓烈的历史气息。这种情景再现的手法不仅弥补了历史影像资料的不足,使叙述更流畅、生动,也满足了观众对画面生动性的要求,使电视机前的观众触摸到一段段遥不可及的历史。它可以通过演员来扮演当时的情境,也可以通过空镜头来表现特定的氛围。在《我从汉朝来》中,导演多次运用情景再现的手法展现历史。在讲到汉画像石 《季札挂剑》 时,画面中有一群年轻人在用默剧演绎季札挂剑的故事;在讲到汉画像石《秋胡戏妻》时,一位妙龄女子扮演的秋胡妻配合故事的讲述,将秋胡妻子的遭遇演的惟妙惟肖,这种扮演,能够更容易的将观众带入片子。

汉画像石作为一种文物,它是处于静止状态的,不论是使用照片资料还是拍摄的实地资料,它都缺乏一种感染力。面对这样难题,策划者们便采用了动画技术,将静态画面变为动态,以达到真实和艺术的双重追求。注重视觉冲击力,充分发挥影像之长,是《我从汉朝来》所强调的影像风格。纪实影像对现实人物的记录细腻生动。对汉画像石的解读,视效团队则特别选取了符合主题的视觉图景来增强意境,并将情景再现、三维动画的风格与之统一,力图使观众身临其境,领略“汉”的独特美学。

比如,讲到《七力士图》时,汉画像石拓片上的黑白人物,变成了2D动画里的小人,在图片动作的基础上动了起来,不仅生动还增加片子的趣味性;而在讲到神仙、宇宙时,片子多运用3D技术,将拓片人物的羽化登仙、宇宙图的展示做得栩栩如生;在介绍沂南汉墓时,运用3D图像将墓地模型复原,更清晰直观的让观众了解汉墓的构造;在汉画像石介绍《百戏图》时,一场盛大宴会的狂欢,就通过将画像石上的人物活动起来得到体现,让观众充分感受到氛围。

此外,为了更好的达到传播效果,《我从汉朝来》,还引用一些影视艺术作品,这样既弥补了纪录片在纵深展示史料时的不足,又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例如,在讲到康宏雷设计《汉匈决战》网络游戏时,配的是将士和战马在战场上厮杀的影视资料,恰当而贴切;在讲到荆轲和侠士形象,他们的侠义之道被汉人们推崇时,配的是一位将士一人骑马在雪地奔驰的画面,让人感受到一种侠士凌然的气势,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四)叙事风格:唯美与刚健并存

从整部片子的叙事风格来看,《我从汉朝来》兼具了技术美学和文化诗学的意蕴。在保持素材原生态性质的同时,既注重艺术的再现,强调用真实的汉画像石现场再现,如复原武梁祠祠堂建筑的影像;也注重蒙太奇的拼接象征作用,如在讲述汉代劳作与生活时,将汉画像石《赶集》《集市》的影像与现代城镇集市的影像组接在一起。同时为了彰显故事性和趣味性,片中加入了颇具形象性、观赏性的一些场景:如用动画技术将汉画像石拓片制作成活动的影像展现《宇宙图》《伏羲女娲图》等等。而且片子始终注重对意境的营造,对唯美画面的追求。整个纪录片以黑白为主基调,既彰显了历史的厚重,又凸显画像的空灵,有一种国画的审美效果。

另一方面,创作者们格外重视音乐在片中的作用,使得片子的配乐也成为一种风格的体现。雄浑质朴,生机勃勃,是贯穿汉朝先民审美的主线,亦是后世所谓的“汉风”。为此,创作组特意选取了来自秦汉的古老乐器“陨”作为原创音乐的主音色,由中国民族乐团阮演奏家冯满天担当作曲并演奏,风格化的配乐亦成为这部纪录片的特质。

如当讲到汉代国力强盛时,背景音乐是庄严肃穆、强劲有力的,而讲到宴请朋友、饮食文化时,轻松愉悦的民乐又一下子让人感受到那股接地气儿的民风氛围;在对牌匾做介绍时,配乐古朴悠扬,是中国传统乐器;在讲到儒生的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音乐大气而沉稳;在提到汉是崇尚武力的国家,将士们开疆拓土、抵御匈奴时,激昂快节奏的音乐,赋予了画面更强的战斗力量;在讨论古人生死观时,说道汉代尊凤尚赤 喜巫近神,一种原始音乐配合带着神龟面具跳原始舞蹈的表演画面,将生死的神秘感渲染到位;在讲秋胡妻勤劳美丽时,音乐是一种女性柔美悠扬的氛围,而在讲到秋胡妻投河而死时,音乐立刻变得凄凉悲壮但又不失大气。各种音乐风格的巧妙融会,让纪录片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感。

二、《我从汉朝来》的文化传播价值

(一)“礼仪美术”与文化展演

在我国汉代历史上,有两部史书巨作流传至今。一部是司马迁用手撰写的《史记》,另一部则正是汉代的石匠们用刀镌刻的史记——汉代画像石。现代文化巨人鲁迅曾对它们有着强烈的关注与叹赏,将前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赞美后者,“惟汉代石刻博大沉雄”、 “图案美妙绝伦”。

不过,汉画像石的独特之处是因为它是“礼仪美术”,“它从属于各种礼仪场和和空间,包括为崇拜祖先所建的宗庙和墓葬”,“一方面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视觉和物质形式不同,另一方面又有别于魏晋以后产生的‘艺术家的艺术’,后者以作为独立艺术品创作和欣赏的绘画和书法为主。礼仪美术大多是无名工匠的创造,所反映的是集体的文化意识而非个人的艺术想象。”因此这种雕刻在汉代墓室、祠堂等建筑物上的汉画像虽然深埋地下,但却“实质反映着特定文化世代下的思维结构,承载了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与情感认同,乃至人生理念、生命信仰”。据专家考证,武梁祠祠堂画像的布局呈现规范化和象征化特点,画像由上而下依次展现出汉人想象的天上、神仙、人间和地下四层的宇宙空间。而大量的“惩恶扬善”的历史故事画像又成为再现忠孝节义的“礼教图式”。 “祠堂图像是祭祀典仪的媒介之一,在祭祀仪式中,石刻画像实即扮演着一种伦理性、历史性与悼念性的功能”。如汉代崇尚“以孝治国”,“孝”是汉代价值观的核心,孔子最著名的弟子曾参就是“以孝为本”得到人们的称颂。同时,“丧葬艺术本身即是行孝的手段和结果”。197而从刘向的《列女传》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人们对女子的要求:贞洁孝道,温顺贤德。反映在汉画像石上,《秋胡戏妻》、《梁高行自劓》正是那个时代伦理道德观的体现。“其他如门阙上车骑出行图像、历史故事图像、仙禽异兽仙人图像等,盖用以隐喻死者灵魂升仙的旅程,是死者灵魂穿行阴阳阈限空间必要的基本组件”,既体现了“灵魂不死”,逝者永生的信念,也表露了生者对“不死世界永恒乐园的建构”。

当著名汉画研究专家将英炬和他的学生将逝去近2千年的武梁祠复原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的确感受到片中所说的“武梁祠像一个永不磨灭的信物,保守着传承的诺言,穿越时空与今天的我们再次相遇”。作为祭祀祖先神灵的祠堂不仅“是展现宗法共同体意识与情感认同的一种文化建制行为;更具体表现为宗法社会集体主义所推崇孝道伦理的一种文化展演”。

(二)历史的认知与传播

可以说,“汉”不只是一个朝代,也不只是个名词标记,它承前启后,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文化秩序、精神底蕴。迄今为止,中国人仍自称汉人、写汉字、说汉语、敬好汉,这条自汉朝以来的文化血脉从未间断过,作为最早纪录中国人社会生活图景的汉画像石,就来自这样的汉朝。

《我从汉朝来》的拍摄,带世人走进汉画像石的世界,让观众充分认知汉画像石的历史观点和人文指向。在影像的引领下,我们看到了汉画像石背后隐藏的历史内涵——武梁祠内关于“帝王诸侯、圣贤名臣、刺客豪侠、孝子贤孙、节义善士、贞妇节女”的纪录,这些历史故事画像“作为宗法共同体道德意识形态认同的礼教文本,透过神圣化的礼仪形式与仪式行为,自然使宗法共同体在现实世界里记忆复归并进而传递典范,从而更凝聚、强化宗法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和道德意识。”

汉画像石既是是一部形象的汉代生活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描绘和结晶。汉代国强民富,生产力发展迅速,孕育出了厚重的汉代文化,使汉代文化具有包容性、开放性、辐射性等特点。汉画像内容包罗万象,既有社会历史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的建筑、雕刻、绘画、生产、科技等,如我们从第5集《宴饮》中的《播种》、《狩猎》、《酿酒》、《酒肆》等汉画石中就能看到当时的田耕、弋禾、织布、酿酒、制盐等劳作场面;从《百戏图》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流行在汉代的十多种杂技,如“刀山走索”、“飞剑跳丸”、“载竿”等;从汉代的“急就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教育内容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从《孔子见老子》我们可以看到对孔子的推崇等等。

可以说,纪录片中每一副汉画像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追求与思想包括如寻仙求道、灵魂不死、忠义诚信、勇武尙力等。就连徐州狮子山出土的楚王尸体上所穿的金缕玉衣也在表达着汉人对“玉”的崇拜思想。古人认为玉能生肌,保护死者肉身不坏,同时玉器能够抵挡邪气,避免尸体遭到恶鬼侵扰而腐烂。类似如此信念和理想,使我们对汉代的历史有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知。

(三)文化的认同与建构

在古代中国,人们有着“事死如事生”与灵魂不死的信念,因此社会崇尚“厚葬”习俗。“祠堂是作为祭祀祖先神灵之所,祠墓之祭即是透过血食敬享的方式联系人间与祖先神灵的重要纽带”。中国著名学者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也指出:“墓葬、宗庙、祠堂和祭祀活动就是通过对已逝的祖先和亲人追忆和纪念,来实现亲族联络、血缘凝聚与文化认同。”

作为中国历史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汉代奠定了中国的文化格局,虽然刚健雄阔的汉王朝已离我们远去,但那些汉人的故事和信仰深深镌刻在石头上、展现在汉画像中,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窥见汉民族最深沉的价值情感和精神脉动,借助影像媒介可以唤醒我们对汉文化的久远记忆与文化认同。

 “历史是通过回忆对过去进行现在化的普遍的文化实践,它的目的在于:在现在的环境中确定自己生活实践的方向,并用未来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实践。”页汉画像石体现的汉朝人所珍视的价值,如对家的热爱和珍视;男性的阳刚、忠义、责任;女性的牺牲、奉献、包容;对生命的豪放乐观态度;昂扬奋发的开拓进取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和传承的!而这也是编导的初衷借助汉代画像石等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寻找汉文明留下的文化传统与生存智慧。让我们在传统和变革中重新理解自己,校正前行的方向”。

在这个快速发展和变革的社会和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烈变革。“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应该有着怎样的生活态度?我们应该传承发扬怎样的价值传统?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总导演徐欢在导演手记中说到:“如果能让我们隔着两千年的时空,找到曾有的风发意气与恒久自信,能让我们在匆忙、机械的平凡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能让我们和父辈、孩子更加从容的展开对话,那么亲近历史,理解古人,便有了更多了解自己的可能。”而纪录片《我从汉朝来》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四)现实的反思与启示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轴心时代”,汉朝的荣光深植于国人历史记忆,更成为破解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密码。纪录片《我从汉朝来》让现代人深刻的认识了历史和文化,而这正是汉画像石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所在。当然汉画像石的史料价值远不止在让世人了解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它是汉代社会形象的文化标记,是保留我们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更是我们文化认同的重要代码。透过《我从汉朝来》的镜头,我们领略到汉代的伟大精神,更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一种文化自信。当刀剑收藏者龚剑和冷兵器收藏者李永开热衷于复原铸造汉代的各种剑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汉代那种张扬血性、勇于担当、崇尚信义精神的向往;当那个叫“张四维”的老师以自己的名字坚守“礼义廉耻”的价值准则,当海外华人余望安跨越千山万水、不辞辛苦来寻根问祖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影响。

然而,现实中也有许多令人反思和批判的地方。如第一集匾额的收集者杨芳痛心疾首的对我们诉说“当象征家族名片的匾额被遗弃、被当做脚踏石、当做猪圈门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荆轲刺秦》是汉画像石里的经典故事,而今天燕赵大地上一个名叫“荆轲”的村庄里很多村民已经不知道这个名字了,他们不知道两千多年前,荆轲所承载的“信义”光辉照进了无数汉代男子的内心,激励了无数汉代青年行侠仗义,壮怀激烈。他们早已淡忘了故乡的荣耀,好像一切都与自己的生活无关,而这种麻木和混沌正是作者要批判、我们要反思的。

可以说,汉画像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代表性文化遗产之一,其价值和意义还远未被世人认知,纪录片《我从汉朝来》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它使我们在历史的遨游中获得启示,在古人的思想中得到启发,在领略汉代人的生活、观念等一切的时候,也能回看我们自己的世界,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传统对人的行为之所以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都是由于传统被人们赋予了神圣的或超凡的特质。”这样的传统在认知和流传时,需要通过人们的历史感去探寻并传承。《我从汉朝来》以画像历史为对象,以人物现实为坐标,在穿越时空的对话和对接中,竭力挖掘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在增进现代人对汉代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理解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认同,它启迪和振奋我们,并给我们注入前行的动力和力量,以此去创造更伟大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张兵娟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文婧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