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验与城市认知:农民工子女眼中的城市[①]

 

郑素侠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分析农民工子女在命题作文中记述的“进城经历”，探讨了农民工子女的个体经验与城市认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由个体经验所构建的城市认知，与农民工子女通过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所形成的城市认知发生了冲突，并在他们心中造成了认知失调：对城市的繁华与文明充满渴望和向往，同时又惧怕甚至厌恶城市的繁华与文明。认知失调引发身份认同的危机，由此产生了防御性认同和进取性认同。但防御性认同仅使农民工子女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并不能缓和认同的危机；进取性认同作为一种激励性力量，可激发农民工子女向上流动的愿望，但现存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限制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

关键词：个体经验；城市认知；农民工子女

 

一、问题的提出：他们是怎么认识城市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其中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持续、频繁地流向城市，成为农村社会的重要变化之一[①]。由于制度安排的相对滞后，以及工作的流动性质，多数农民工无法举家进城，而是与同乡结伴或夫妇结伴，将子女留在家中交由老人或亲戚代为抚养，这就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少数农民工将子女带在身边并安排子女在务工城市入学，但户口仍在农村，这样的儿童被称为“流动儿童”。诸多研究表明，因家庭内部环境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农民工子女多存在心理或行为问题，如自尊水平较低[②][③]，孤独感较强[④][⑤]，问题行为较多[⑥][⑦]，消极人格特质较突出[⑧][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子女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之下，这些农民工子女，他们的去向只可能是城市——要么自我奋斗，通过高考的“独木桥”，跻身都市；要么重复父母的老路，成为新一代农民工。城市，将成为农民工子女的下一个人生驿站。但藉由个体经验，农民工子女是如何理解和认识城市的？城市给予了他们怎样的人生体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关注远远不够。打破以往研究农民工子女的城乡二元关系的他者视角，将他们作为认知的主体，从“他们如何认知城市”这一个体体验的视角切入，是我们在研究这一群体时方法论上的突破。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选择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的平顶山市叶县三所民办中学——叶县盐城学校、叶县明阳学校、叶县希望学校（这三所民办中学为寄宿制，学生多为农民工子女），通过分析这三所学校农民工子女完成的命题作文，来探进城经历对他们认知城市的影响。经叶县教育局介绍，研究者以志愿者的身份于2013年1月5日—10日进驻这三所学校开展调查，并组织三所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完成命题作文，共回收作文276篇，其中七年级161 篇，八年级77篇，九年级38篇。

二、农民工子女的进城经历与“城市印象”

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地务工，这些农民工子女至少有一次进城经历，多为在寒假或暑假去父母务工所在城市。进城之后的所见所感在农民工子女心中建构了怎样的“城市印象”？这种个体经验在他们心中形成了怎样的城市认知？本文通过对命题作文的文本分析来探讨这一问题。

在命题作文中，研究者要求农民工子女将去城市的经历（包括日期、跟谁一起去、乘坐的交通工具、城市名称），以及在城市的所见、所感写出。276篇命题作文中，有的涉及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环境的印象，有的涉及对城市人的印象，有的同时涉及城市环境印象和城市人印象两方面。研究者将文本中所呈现的城市环境印象和城市人印象分为“积极印象”、“消极印象”和“理性印象”三类，其中“积极印象”即文本中呈现对城市环境或城市人的正面评价，“消极印象”即文本中呈现对城市环境或城市人的负面评价，“理性印象”即为文本中既有对城市环境或城市人的正面评价，亦有负面评价，即从正反两方面来评价城市。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文本中的城市印象

	城市环境印象	城市人印象
积极印象	56（25.2%）	45（44.6%）
消极印象	97（43.7%）	39（38.6%）
理性印象	69（31.1%）	17（16.8%）

说明：

1.表中数据单位为“篇”，括号中的数据为百分比。

2.涉及对城市环境积极印象的词汇有：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车水马龙、交通便利、热闹、繁华、干净、整洁、商品琳琅满目等；涉及对城市环境消极印象的词汇有：吵闹、拥挤、堵车、垃圾很多、脏、空气不清新、噪音大。

3.涉及对城市人积极印象的词汇有：有知识、有礼貌、友善、文明、有教养、素质高、衣着整齐、时尚；涉及对城市人消极印象的词汇有：乱扔垃圾、冷漠、高傲、不友善、惹不起、不近人情、瞧不起人、自以为是、闯红灯、翻栅栏。

由表1可知，276篇命题作文中，有222篇涉及对城市环境的印象，101篇涉及对城市人的印象（两者合计超过276篇，因为有的作文同时涉及对城市环境和城市人的印象）。在城市环境认知上，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环境的消极认知多于积极认知，但有超过三成的孩子能够对城市环境进行理性评价，即在看到城市的文明、进步的同时，亦关注到文明、进步背后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城市人认知上，农民工子女对城市人的积极认知多于消极认知；有16.8%的孩子能够对城市人进行理性评价，同时看到城市人的有知识、文明、有礼貌的正面形象，以及关系冷漠、高傲、不近人情等负面形象。

下面对文本中呈现的“城市环境印象”和“城市人印象”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文本中的“城市环境印象”

在农民工子女的作文中，他们最常去过的城市是叶县所在的地区——平顶山市，其次是河南省的省会郑州市。还有个别孩子去过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在农民工子女的作文文本中，呈现出矛盾着的两个城市形象。一个是正面的城市形象，以经济发达、物品丰富、交通便利为标志；另一个是负面的城市形象，标签是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尽管如此，多数农民工子女还是流露出对城市的向往。

在作文中，13岁的小嘉（女）这样样讲述她见到的平顶山市：……（到达平顶山后）坐公交游览了河滨公园、山顶公园、湛河公园、文化宫等等。历时一天，通过游览使我大饱眼福，大开眼界，看到好多以前只有在电视上见过的东西，比如过山车、海盗船，还有那矗立在半山腰的摩天轮……感觉很新奇，但空气不是很好，而且交通拥挤，不如农村空气清新和不会堵车。虽然如此，但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可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城市人的富有，还是令我很向往的。

在15岁的小亚（男）笔下，平顶山也是令他既欢喜又失望：……见到了许多的高楼大厦和各种各样的轿车，并且物价昂贵。当我正在好奇地环视四周的美景时，一个触目惊心的场景出现在我面前：汽车后面的排气管如同就要觉醒的睡狮，在不停地怒吼。马路两旁的垃圾桶旁，我还看到许多苍蝇正在享受着美餐。原本对城市充满憧憬的我顿时沮丧起来，城市原来是如此肮脏，（人们）不知如何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我他们感到悲伤、可悲。

15岁的小源（男）这样描述他在2007年暑假跟随父亲去父母务工所在的深圳市：我看到深圳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那里的街道很干净，每个地方都有垃圾桶，来供人们方便扔垃圾。那里还有好多来往的汽车。我走在路上就在想，长大以后我也要来深圳工作。

14岁的小女孩小晨在作文中回忆2012年国庆节在北京“看见很多高楼大厦，环境很好，交通发达，秩序井然，人们都遵守着交通规则。但它总是很吵闹，空气也不太好”。在作文的结尾，小晨说，“即使是这样，我也很想去北京，因为它的发达吸引了许多人”。

13岁的男孩小洋在作文里回忆2009年和父母一起去平顶山看病的经历，认为城市“医疗水平高”，可“东西的价格很高，不像家乡的东西那样物美价廉”。小洋妈妈看病花了1000多元, 他说,“1000多元对城里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在农村是一个不菲的数字”，“所以我要奋发向上，勇往直前，努力拼争，一定要在大城市扎下根来!”

小青（女，14岁）的作文是追忆2012年暑假去父母务工所在的深圳市，“那次深圳之旅给我的身心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我深深地被那里的繁华所吸引。但妈妈告诉我，别看这里有多繁华，这里也有穷人，他们的生活很艰辛”。小青最后感叹“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学习首先是为了自己，为了孝顺父母，说先报效国家那都是神马浮云！只有自己强大起来，国家才会强大。”

（二）文本中的“城市人印象”

在农民工子女的作文中，较多地涉及到了城市人的形象问题。276篇作文中，有101篇涉及到了城市人形象，其中文本中呈现的城市人正面形象略多于负面形象。在农民工子女的眼中，城市人有教养、文明、懂礼貌，如友善、热情等；同时亦有农民工子女感受到的是城市人的冷漠、高傲、不近人情等。

在小华（男，14岁）在作文中回忆两年前跟随叔叔去河南鲁山县城配眼镜，认为“那儿的人对我们非常友好和礼貌”，他还看到至今都难以忘怀的一幕——“一位老太太被一位年轻的叔叔扶着过马路”。

小茜（女，13岁）在天津的超市买东西时，看到人们“都说普通话，而且非常有礼貌”；小阳（男，15岁）在深圳看到“大街上司机很遵守交通规则，我感觉人们的素质很高”；小思（女，14）在安阳市看到“没有人乱扔垃圾，人们都会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我觉得这很难得”。

而在小梦（女，13岁）、小超（男，13岁）、小鑫（男，14岁）、小杰（男，14岁）、小英（女，16岁）等的进城经历中，城市人留给他们则是另外一番印象。

小梦在城市里看到到处都是耸立的高楼大厦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但那里的人并不是十分的友善，牵着自己的宠物从我们面前走过，而我们站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是多么的渺小”。牵着宠物的城市人旁若无人地走过，而进城的农村人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茫然张望。可以想象得出，这样的场景让这些农民工子女萌生出何等强烈的自卑感和不公正感。作文的最后，小梦发出这样的疑问：“城里人为什么那么冷漠，那么看不起别人，难道他们以前不是农村人吗?”小梦还写到：“但我并不自卑因为我还有向上的机会”，这可以看作农民工子女决心改变命运的人生誓言，也可理解为他们面对城乡巨大差别时的自我安慰。

小超的父母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务工，所以他说自己常在暑假去石家庄看望父母。小超在作文里写到：“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开奥迪的车主在买早点，到了车上就吃，随手把垃圾扔到了清洁工刚扫过的地方。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外国人和我一起上了车，到了下一站，上来三位老人，我和那个外国人给其中的两位老人让了位，外国人见没有人给另一位老人让位，就用中国话讲给旁边一位长得很帅的小伙子说，让他给那位老人让位。（可能是沟通障碍，小伙子误解了外国人的话）小伙子起身想打那个外国人，被车长制止了。”

小鑫在作文中回忆自己去城市看望父母时的一次网吧经历。他写到，网吧门口明明写着“禁止十八岁以下进入”，可网吧老板还是让他进。为应对警察的临时检查，网吧老板指挥他们藏进臭哄哄的厕所中。这样的经历，让小鑫对城市人很失望，认为城市人“虚伪”，“言行不一”。

小杰在城市中看到，有几位有残疾人在街头乞讨，却“没人理他们”。他写到：“我还看到一张告示，说一只狗丢了，如果有谁找到便给他一千元作为回报。我想难道那些残疾人还 不如一只狗吗？城市人宁愿花一千元找狗，也不愿拿一分钱给那些残疾人。”最后小杰感叹“城市人太不近人情”。

小英在作文里回忆了她于2012年暑假去父母务工所在的深圳市的一段经历。她带着弟弟妹妹去麦当劳，满心欢喜地排着队点餐，可麦当劳的售货员没有理他，无视她的存在。这个经历让小英意识到，城市人不是自己原来认为的“那么文明”，她心里暗暗发誓“要好好学习，不要再让人瞧不起”。

三、讨论：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认知及其背后的身份意识

本文通过“命题作文法”（可看作开放式的深度访谈）考察了农民工子女的进城经历在其大脑中所建构的“城市印象”，这种源自个体的经验建构了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认知。下面分析这样的“城市印象”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引起的认知失调，以及背后折射出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   城市认知的失调：城市的想象与城市的现实

经由“进城经历”所形成的“城市印象”，在农民工子女的眼中投射出另一个城市世界。这个城市世界，与农民工子女心中旧有的城市世界有很大不同。在进城之前，农民工子女了解城市的途径，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⑩]——本研究针对276名农民工子女的问卷调查表明，41.6%的孩子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来了解城市，34.2%的孩子通过老师、同学、父母、亲戚等人的讲述来了解城市（多选题）。无论是大众传播途径还是人际传播途径，其所传播的城市形象都经过传播者的选择性加工，被简化为单一的、模式化的的城市形象——繁荣、富足、娱乐化、商业化。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所建构的“拟态城市”（Pseudo-City），成为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的全部想象。但当想象中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相遇时，旧有认知与个体经验产生碰撞——车水马龙而又光怪陆离的城市世界给他们的内心带来巨大震撼的同时，亦令他们感到压力、紧张和无所适从。对比、反差、矛盾冲击着农民工子女尚且年幼的心灵，并在他们内心造成认知的失调——既对城市的繁华和文明充满渴望和向往，又惧怕甚至厌恶城市的繁华和文明。

如小莹（女，12岁）到达广州后，看到了电视里才可以看到的高楼大厦，但看到周围的邻居“乱吐痰”、“乱扔废纸”后，认为“那里（广州）的人都没道德”，将个别行为等同于整个城市的行为。盼盼（女，13岁）在大连跟着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看到“菜市场污水很多，到处是难闻的味道”，听到有人“说脏话”，于是她这样描述她眼里的大连“那里（大连）的人出口都是脏话，到处都是垃圾”。农民工子女眼中的城市形象，被他们看到的某一个城市角落所替代和等同。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农民工子女城市认知中的偏见与误读，因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只能租住在都市的街角，或者都市村庄、城乡结合部，他们所看到的城市，只能是身边的有限空间和头顶的那片天空——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都较差，没有地下排水系统，污水横流，垃圾成堆；周围的居民多与他们一样的是流动人口，乱扔垃圾，讲不同的方言、甚至脏话。这些所见所闻，成为农民工子女认知城市最直接的个体经验。正是这样的个体经验，与他们经由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所获知的城市认知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引发认知失调，以及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和不适。

（二）身份认同的危机：逃避或行动

认知失调激发了农民工子女强烈的身份意识，身份认同亦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冲突的形态——防御性认同和进取性认同[?]。

当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地位时，为避免受到刺激和伤害，弱者有时会选择认同自己相对劣势的社会身份，将自己界定为“外地人”或“什么都不是”由此产生“防御性认同”。在农民工子女的作文中，一些孩子在目睹了城市的繁华喧闹之后，认为城市“没有家乡安静，还是家乡好”，“有许多生活垃圾，我感觉城市没有乡村美”；“城市人瞧不起人，再也不去了”，这样的表述，即为一种防御性认同。防御性认同可使弱者获得暂时性的心理平衡，是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进取性认同则相反，是一种自我展示需要支配下的认同。当弱者社群感觉到自己所属社群在声望和权势上都比不上其他社群时，弱者有时会采取模仿、学习强势社群的优势以图自强，或表现为认同强势族群[?]。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激发了农民工子女的进取性认同。在他们的作文中，“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在城里生存”，“等我长大了也要到城里生活”，“恋恋不舍，也想过那样的生活”，“要好好学习，不要再让人瞧不起”，“我也很想去北京，因为它的发达吸引了许多人”等等这样的表述，折射出农民工子女面对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渴望通过个人努力融入城市文明、实现向上流动的的人生理想。

无论是防御性认同还是进取性认同，都是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出现危机的表现。面对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冲击，防御性认同作为一种“反城市认知”，或许可以使农民工子女获得暂时性的心理保护，但这种试图通过贬低城市的特质而获得内心安宁的认同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他们未来的去向不是乡村而是城市。当城市成为一个他们必然要去的地方，城市文明成为他们必然要适应的文明时，这种“反城市认知”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伴随着他们的城市生存？

进取性认同作为一种激励性力量，激发了农民工子女对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向往，以及他们向上流动的决心。但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实现向上流动，获得城市身份的途径，是较为匮乏和单一的——通过高考的“独木桥”，获得进入城市读书的机会，毕业后留在城市。“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在他们的作文中，相当多的孩子发出这样的誓言。而在当今社会结构固化、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流动愈显无力[?]的现实情形之下，经历过户籍制度的“集体排他”（以种族、民族、宗教等为区分标准，将某个社会群体排斥在社会资源和机会之外）和教育制度的“个体排他”（以筛选、考试为手段将某些能力不济的人排斥在某一标准之外）[?]之后，这些农村的孩子中有多少能够成为“走到最后的幸存者”呢？

 

制度上、结构上的排斥与不公，是一个群体在寻找身份时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改变命运的根本，应依赖于制度的完善，而非仅仅个人的主观努力。在稳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赋予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同等的公民权利和公民待遇，特别是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公平，不仅仅是实现教育更好促进社会流动的需要，更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需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