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硕士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张淑华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要：近年来，新闻传播专业硕士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得到快速发展，也面临着问题和发展困境，必须在厘清专硕与科硕、专硕与本科教育边界的前提下形成共通性与独特性并存的差异化竞争格局。借鉴国外新闻传播专业硕士教育的经验，逐步确立“大新闻传播”概念，在共性中追求培养方案的差异和弹性化设计，探索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成熟稳定的培养模式，有助于新闻传播专业学位教育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硕士；双导师制；新闻教育

中图分类号：G214/G64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3-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长期以来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直到1999年才开始设立硕士专业学位。经过20年的发展实践，至2010年，全国已设置专业学位硕士19种，476所高校获得专业学位授予权，累计招生85万人。特别是2010年春天，新闻传播学一次性推出38个新专业硕士学位点，面向全国招生，专业硕士教育的现状和问题也由此受到研究瞩目[1]。

一、国内新闻传播专业硕士教育的困境和问题

专业硕士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为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硕士学位类型。作为以就业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的设置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一是传媒产业的发展需要专业人才。据统计，1996年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总量的18～25%，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2]。最近20年来，我国媒介产业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清华大学《传媒蓝皮书》2011-2013连续三年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中国传媒产业呈稳定增长趋势，持续保持高于GDP的增速，2013全年总体产业规模将超过8800亿元。传媒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持，有专家估算，媒体产业在未来几年里存在着60万到80万的缺口[3]。二是媒体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传媒人才要求的影响，新闻从业人员知识结构、能力结构需要重新调整。美国学者将涵盖通信、信息、计算机和娱乐传媒之间的融合称之为“大媒体”时代，“大媒体”时代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媒介融合格局自然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具备适应新媒体需要的能力和素质，面向市场需求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成为必然。

在初创时期，多数高校采取了依托自身师资、课程、硬件等资源，对现有本科、硕士培养模式稍加整合和变通的方法。但这一做法的科学性和效果却受到了来自媒体和学生的诸多质疑，反馈的信息迫使各高校新闻院所作出思考和选择。

1．媒体对专硕与科硕、本科培养差异性的质疑

从2010年开始“暴涨”的专业学位到2012年就迅速地占据了研究生总数三成的比例，到2013年一些高校就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的“2015年全日制专业硕士与学术型硕士各占50%”的目标。对此，不少媒体提出质疑。《人民日报》就曾指出专硕招考“退而求其次”的学生选择标准、教学中差异化培养不明显、课程学习和实习的难以兼顾等问题[4]；《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追问快速增长的生源从哪里来，课程设置是不是“穿新鞋走老路”，“‘双导师制’会不会不了了之[5]；《中国青年报》曾就“专业硕士如何走出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表示疑虑，认为如果继续依赖过去传统学术硕士的师资和培养方式，不从根本上改变高校毕业生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那么扩招后的专硕培养质量和就业前景就不容乐观[6]。此外，《中国青年报》还发表文章对国内部分高校专业硕士培养“换汤不换药”与本科生培养无异的现象表示担忧：当下硕士研究生绝大多数人毕业后要走向实际工作岗位，而非传统的学术研究道路，通过专业硕士的教育来缩小毕业生从校门到工作单位的距离，这实际上是本科的“延长”，这样的安排被一些媒体诟病为“增设专硕之意不在学位教育而在缓解就业”[7]。这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追问期待着新闻传播高等教育部门作出思考和回答。

2．在校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及问题指向

任何的培养理念和方案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学生，学生的满意度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培养方案的质量。在我们对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2012级50名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进行的小样本问卷调查中，学生们对当前接受的专硕教育虽呈现出总体“基本满意”状态，但仍有23%的学生选择了含义丰富的“一般”，另有7%的学生明确表示“不太满意”。在课题组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和暨南大学4所学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个别访谈中也发现，学生对各院系的培养也存在着不满，问题主要集中在课程设置、课堂讲授方式、双导师制的实施和专业实习落实不到位等几个方面。

一是学生对课程设置满意度不高。主要问题是课程设置的随机性和宽泛化导致专业性不强。在各院校的课程设置中，通识教育占据比例较高，因人设课的现象普遍存在，课程设计针对性不强，涉及范围宽泛，每个院校的专业选修课10—36门不等，按照学分的要求，学生需从中选出4—8门以完成学业要求。学生选课往往受导师和往届学生评价的影响，兴趣宽泛而精深不够，其后果是在实践环节学生难以很好地完成专项的实习任务。

二是授课方式与学生的期待存在差异。专业学位硕士的授课方式仍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导，实践操作课占据的比例偏低，学生在课堂和校内的实践机会很少。课堂灌输的方式不仅容易使学生丧失实践的兴趣，也使得学生在学习新闻实务的过程当中产生老师授课过于表面不够深入的感受，难以形成直观、系统的知识体验和动手能力，导致教学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表1  现行教学方式与学生期待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类别	现行的教学方式	学生期待的教学方式
课堂授课	88.4%	44．2%
案例教学	39.5%	69.8%
小组讨论	44.2%	58.1%
专题讲座	35.1%	51.2%
实际操作	25.6%	90.7%

三是“双导师制”在落实上的欠缺。虽然各高校都聘请了或多或少来自媒体的校外导师，但是他们一般都不承担常规教学任务，有些导师会以学术讲座的方式同学生进行定期交流，但多数只是“挂名”，“双导师”因此流以形式，更多是为了学生实习方便的目的。在对学生的调查和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对于专业导师的设置认可度并不高，业界导师只负责提供实习岗位，对学生的实际指导和引导相当有限，多数业界导师平时很少见到，学生只是在实习环节见过一、两次业界导师的状况比较普遍。

3．高校专硕培养的选择性困惑和现存问题

面对经验的缺失，新闻传播学专业学位在培养模式上面临着经验定势和被迫创新的痛苦选择，首先要回答和厘清以下几个问题：学科定位是科研还是应用，培养方案是单一还是多元，人才培养和考核标准是专业还是复合，不同院校的办学特色和竞争格局是趋同还是求异。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开设的初始时期，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使各院校之间呈现出差异和初步形成特色化竞争格局，但依然存在着一些共性问题。

其一，“摸着石头过河”，探索阶段的盲目跟从和模仿。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学位的培养设计和体验经验上，各个院校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均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对国内名校和西方经验的跟从模仿成了很多院校的普遍做法。虽然西方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相对成熟，但是国情的差异、媒体体制的差异都使我们无法简单照搬，国内各高校的资源占有情况也不相同。因此,如何构建适合本地本校的培养体系和特色方案，是当前国内各新闻院校都要思考的共性问题。

其二，“换汤不换药”，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培养路径的边界不清。在我国早期的专硕教育实践中，就一度出现过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教育边界不清、培养方式趋同的问题。在对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湖南大学、郑州大学11所大学的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的课程设置及培养方案的对比研究发现，有些新闻院校在课程设计和培养目标层次上对两种类型的教育进行了有意识的区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在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上，在课程安排、毕业设计等方面做了不同要求；在课堂教学中，新闻史论等课程的讲授深度和广度也有所不同。但是，更多的院校，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虽然在培养目标上强调差异，但具体的课程设置、实践安排并无明显区分。另外，在对来自不同学校的40多名学生的访谈中发现，不少本校保送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认为其培养模式与本科阶段存在雷同，专硕与本科课程的交叉和重复也是问题之一。

其三，“集体无意识”趋同，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的雷同现象。各院校相互之间的借鉴和模仿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很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的陷阱。学制两年、“双导师”制、必修+选修的课程模块、“新闻作品”和“学术论文”二选一的毕业设计形式……对上述11个专硕教学点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基本培养方案上各个院校确实存在着相似。随着这些缺点的渐渐暴露，一些名校开始通过借助传统学科优势打造特色和形成独特的竞争力：如中国人民大学对国际新闻方向的倾斜，复旦大学对财经新闻方向的重视，湖南大学在文化创意课程方面的打造，都显示出各院校在避免同质化竞争方面所做的努力。如何快速形成差异化竞争的格局和满足多元市场需求，急需各院校作出理论探索和实践回应。

二、国外新闻传播专业硕士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比较而言，国外的专业硕士教育开始较早，积累了相对成熟的经验。以美国为例，早在1936年哈佛大学就开设了专门提高中小学教师教学能力的教学硕士学位，到1987年，全美硕士学位名称超过660种，其中学术型学位只占15%，专业应用型学位则占85%[8]。在本土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国外高校新闻传播类专硕培养的经验也许会提供方法论思考。

1.       职业需求与个人发展：国外新闻传播硕士教育理念及培养目标

受各国新闻机构和权威组织的制约和引导，国外新闻传播专业学位教育一方面强调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推行实践教学[9]。随着媒体业的发展，不少新闻学院开始打破专业界限，着眼于输送传播通才，以适应复杂环境中不同媒介的需求及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人文与科学精神高度融合为其主要特征。相比而言，我国的新闻教育更加重视学生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思想品德、政治素质的培育，实践要求相对较弱。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硕士教育以实践能力培训为主。因为拥有高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权利，各高校在制定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时，可依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和办学宗旨制定，但在各具特色的培养目标中也有共同点——明确的职业导向，即为媒体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训练学生成为一名优秀新闻从业者所需的基本技能：采、写、编、评等业务能力，感觉、搜寻、提取新闻的积极性，兼重新闻职业精神的培养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学习[10]。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例：2012年招收的212名硕士生中，有1/3的学生有新闻从业经历；教师在授课中理论知识的讲授很少，而重在培养业务综合能力。“报道与写作”作为必修课的核心课程，其授课方式是：把学生分配到社区蹲点，负责报道该地区的所有新闻，每周有三天的课时分别安排进行报道主题讨论、限时新闻写作训练、新闻采访，结束后教授作为主编进行讲评，完全模拟新闻媒体的作法。类似的培养模式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纽约大学新闻学院等名校中很常见并被广泛认可[11]。

国内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硕士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但与国外硕士学位教育为了满足不同个体对不同职业的追求、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出发点的定位相比，我国专业学位教育更强调满足社会需求，个体相对处于被动地位。

2.       “学分制”和“选课制”：西方新闻传播专业学位培养方式透视

西方新闻传播专业硕士教育培养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管窥：弹性的学制、自由的课程和专业性实践。

首先是“宽进严出”。考试并非唯一的入学路径，获得入学资质的方法很多。对在校生的考核方式也非常灵活，不单纯拘泥于学习年限，而更多取决于学分的研修。学制设置1至2年，很有弹性，虽然也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形式，但在修够学分的前提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提前毕业；对于那些本科专业与硕士学位专业相同的学生，大多数高校都允许他们免修一些基础课程和缩短学习年限。

国外新闻传播专业学位教育的自由机制还体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在课程设置上。美国新闻院校多数实行板块式课程体系，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由选择，毕业设计也有多种方式。必修课的设置虽然各学校间存在差异，但也有共同性，如reporting & writing 、The law & society or critical issue in journalism、Skills class、mass communication等是各大高校必修课的共同选择。选修课则要突出各学校的特色，内容丰富，很多课程跨学科设置，问题指向和现实针对性很强。譬如纽约大学的Problems in Environmental News，佛罗里达大学的Race,Class,Gender and Media，威斯康辛大学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等，都是非常著名的课程。相比之下，国内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硕士教育虽然也采取了必修和选修的模块设置，并安排了实习、模拟、研讨等应用课程，但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还存在着公选课相对单一、专业性强的纵深型专题课程缺乏、实践课程不足、教材更新慢、与本科课程内容重复较多等问题。

此外，学科间的交叉也很普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就衍生出Journalism & Business、Journalism & Computer Science、Journalism &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Journalism & Law、Journalism & Religion等交叉学科。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该校商学院、法学院、人类环境科学学院、教育学院等也有诸多合作项目，如同法学院的合作包括了几个不同的双学位项目：“法学博士和新闻学硕士”、“法学硕士和新闻学硕士”“法学硕士和新闻学博士”等。

3. 硬件建设与师资融通：国外新闻传播专业学位培养的现实支撑

作为“人文学科中的工科”，新闻传播教育历来注重实验设施建设。完善的实验设备和直观的教学手段不仅能让学生得到充分的技能训练，同时也为实践教学提供氛围和环境。与此相呼应，就是善于使用这些实验设施和具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教师的存在。

典型案例如密苏里新闻学院——其教学实践和硬件建设堪称世界一流。早在2005年，学院下属的Frank Lee Martin新闻图书馆就有50000 册藏书，167 种期刊，41 种国内日报和 18 种国际报纸，并且提供主要网上数据库的接入，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新闻专业图书馆。此外，该院的硬件设施还包括顶尖水平的编辑部、两个高科技的设计实验室、一个数字电视编辑实验室，三个写作实验室，一个对学生开放的计算机中心和两个拥有最新视听设备的礼堂，足够数量的教室和讨论会议室……而令密苏里新闻学院师生最引以自豪的是学院拥有真正的报社、电台和电视台，学院主办的电视台 KOMU 是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NBC的一个分支机构，也是全世界惟一的一家由学生担任记者、制片人和电视录像制作人的商业电视台。密苏里新闻学院还有其他一些新闻媒体，如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Vox》杂志、办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国际新闻学院的出版物《IPI 全球记者》( IPI Global Journalist)、功率为100000瓦的 KBIA - FM电台等[12]。这些媒体也为新闻传播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实验基地。

实践教学的显要地位与师资力量的媒体、学院融通关系密切，媒体从业人员与高校教师之间的“互聘”现象普遍。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要求教师不仅要有高学历，更要有新闻实践经验。在他们的教师队伍中，四分之三具有博士学位，这些人多数具有媒体从业经历[13]。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全职教师只有20多人，但却有超过120人的从各大新闻媒体聘请的兼职教授，许多主干课程的讲授也是由兼职教师担任。正如Klatell副院长所说，“在这里教书不需要博士文凭，但我们坚持教师应该有高水平的专业经验。”[14]

4． 国外经验对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式的启发

从上述对各大名校的新闻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发现，他们在硕士培养方面具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对国内的新闻硕士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硕士教育比重很大。新闻传播专业硕士教育不仅是各大新闻名校的主体构成，有些学校甚至只招专硕。在我国，新闻传播专业学位教育于2010年才刚刚起步，伴随着媒体产业的发展，行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进一步扩大专业学位的规模是适应社会化需求的必然选择。

第二，学科定位清晰，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硕士与学术型硕士有非常明确的边界。在培养目标上，学术型硕士以培养高校的学术研究者和科研后备军为方向；专业学位则以满足市场需要为主要目标和方向，侧重于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社会服务人才。我国对新闻传播专业硕士与学术型硕士虽然已经作了明确的界定和区分，但就目前现状看，公众对专业学位的了解仍较为缺乏，存在着“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如学术型研究生”等刻板印象，进而直接影响专业学位硕士的招生和质量。因此，进一步明确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方式、毕业设计等方面厘清两者边界，加大对专硕的宣传，有助于消除社会对专业学位教育的认知偏差和帮助学校更为精准的定位。

第三，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结构，高校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市场主导机制要求高校密切关注人才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专业结构，改革学生培养模式，因应市场要求。国外大学在早期就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设立各种学位，为新闻传播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提供可能。而我国硕士学位由国家教育部审批设立并颁发，是一个以政府政策为主导的模式。然而，专业硕士本质上是一种职业性质的学位，它的发展更需要市场的参与和介入。因此，教育主管部门给高校适当“松绑”，同时高校自身加强对市场需求的敏锐观察力，根据地域、行业特色积极设置特色专业和拓宽招生渠道，联合多种力量办学，是高等教育和实践需求密切融合的有效路径。

第四、资源整合是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关键。没有在生源、师资、实验设施、实践设计等多方面的交汇和融合，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就是一句空话。国外新闻传播硕士教育典型案例都体现了资源整合和共享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是目标导向下培养机制的自由灵活。目前国内各省市宣传部与新闻院校的“共建”，不同高校新闻学院之间的合作和高校内部跨院系的资源整合，都是在人才培养方式上走融合创新之路的可贵探索。

三、应对当前新闻传播专业硕士教育困境的实践探索和对策思考

从2011年起，全国共有48所院校招收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在对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大学的培养方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国内高校的培养模式整体上呈现出大传播理念指导下的通适与特色并存、理论和实践逐渐一体化的特点。

1．“大新闻传播”概念的逐步确立

在培养理念上，各高校开始打破传统掣肘，重视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注重市场需求，逐渐形成了“大新闻传播”格局。譬如人大新闻学院提出的“两重”和“双跨”战略——“两重”是既重视学生的知识基础，又注重学生基本学习能力的培养；“双跨”是指跨学科，跨媒体。其培养目标强调从培养单一的“应用型人才”向培养能够在社会各行业发挥能量的“战略型”人才转变，从而实现多元化的就业方向[15]。其它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强调学科间的兼容并蓄的“淡化系别，融合专业”人才培养思路，2011年开始的与陆家嘴金融人才发展中心联合培养“复合型财经类新闻人才”的新培养模式探索；中国传媒大学“植根传媒、依托社会、面向世界开放办学”的办学理念，一方面建立新闻传播大框架、 细分新闻传播小专业，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强调市场适用性和专业化人才细分培养；另一方面，具有国际化视野，2013年起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合作举办国际媒体商务（Global Media Business）硕士学位等项目，都是比较成功的探索。

2.培养方案在共同性中追求差异和弹性化设计

在11所大学的培养方案设计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如全日制学生的学制均为两年，所修学分都在31-35分之间，课程均由公共学位、专业学位、专业选修三大模块构成，不少于6个月的社会实践，高校导师和业界导师相结合的“双导师”培养制度，毕业设计从单一的学位论文向学位论文、调查报告、专业作品等多元方式的转变等。

总体上看，各院校的培养方案在大框架和理念上较为一致，但由于生源逐渐多样化、新闻院校对特色的自觉追求等原因，课程设置等环节上差异较大。对郑州大学2011级新闻传播学院专业硕士的生源调查发现，学生的本科专业分布按照学生数量依次为：广播电视新闻学、新闻学、广告学、英语、汉语言文学、法学，还涉及少量旅游管理、安全工程等学科。专业学位基础课程的设置要能够满足不同专业方向学生对新闻传播学基础常识的需求，选修课程则通过“点菜”式服务满足学生的知识结构弥补和专业兴趣，课程多达30几门，涉及范围广泛，形成强调学生自主选学的弹性培养方案。

与此同时，各院校在强调选修课的差异和特色之外，课程设置的目标也出现了强调通识教育和偏重技能培训的“二水分流”，培养目标出现分化。以暨南大学和湖南大学的课程设置为例：暨南大学的课程以新闻传播学通识教育课程为主，囊括网络传播、新闻业务、公共关系、危机传播等内容，课程总体上以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教育为主，更为强调人才的“普适性”，在实践性上体现的并不充分——郑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的课程设计都显示出强调通识教育的特点。湖南大学的课程设计则具有系统化的分类和细化的技能培训方案，无论是广告、新闻采编还是广播电视都有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课程互为一体，在选修课程中每四门课程为一个专业方向，能够使学生系统完整的掌握一门专业技能，同时突出特色，媒介管理人才的培养、科技新闻、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在课程设计中被彰显——作为位于文化产业相对发达的湖南省会城市高校，湖南大学立足其资源优势，突出其在文化产业和媒介管理上的培养特色，无疑是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果。在国内院校中，中国传媒大学、汕头大学、复旦大学在课程设计上都呈现出专业细分、特色鲜明、实践性强的特点。

3. 探索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成熟稳定的培养模式

在探索中，一些新闻院校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成熟和富有特色的培养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起联合开设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班，开创了新闻学院研究生教育政府、媒体、高校联合培养的“国新模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创的“双重”“双跨”模式；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专业融合、多学院共办的“融创传播学”教育模式等。在这些特色模式中，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专硕培养模式在国内具有典型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导的“国新模式”，以培养专门的国际新闻记者为目标，形成了专门化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统一的典型模式。生源上，要求学生来自外语、新闻传播专业或与国际传播相关的专业，录取时由媒体派出专业人士和导师一起进行面试，注重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考察；课程设置上，突出新闻采编等基本能力，同时突出国际新闻采编技能，相关科目学分占40%左右，所有课程用双语进行，聘请国外媒体驻华记者或者外国专家兼职教学；在实践方面，强调政府、学校和媒体三者的联合，在假期期间安排学生到媒体实习，时间不低于6个月，到基层进行国情调研，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和对基本国情认知；在就业方面，国际新闻专业硕士可以在6家重点媒体进行单独排队。正是这样的培养方式、师资支持和新型教学方式使培养质量获得了较好的保障，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令国际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的学生就业率和市场反应普遍较好[17]。

与人大“通适之中有特色”不同，中国传媒大学的专业硕士以市场化为导向，进行方向细分，将新闻传播专硕分为新闻实务、电视新闻采编、国际新闻与传播、媒体市场与调查分析、口语传播实务、新媒体采编实务、品牌营销传播七个方向，每个方向精准定位，单设课程。以“媒体市场调查和分析”方向为例，培养目标非常明确，以培养研究分析能力强，熟悉媒体市场运作，掌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实用型专业人才为主，学生毕业要具备在媒体总编室、广告部、经营分析部门、决策支持部门等就业的竞争力，同时具备在广告公司、咨询公司、企事业单位或经营部门就业的竞争力。与培养目标相因应，其课程也是“量身定制”，除新闻传播学理论课及公共学位课之外，其余为视听率研究分析、调查数据处理分析、应用多元分析、结构方程式分析、抽样理论与方法、社会网络分析等课程，用于培训市场调查所需的专业数据处理和分析技能。无论是七个培养方向的选择还是在课程设置上，中国传媒大学的培养方案都表现出极强的专业性和市场针对性。

在培养方案差异化中有一些基本共识，需要关注和满足；但同时，这些共识也包含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唯有特色和改革创新才会形成竞争力。这些弹性空间包括：一是“通识”和“特色”兼顾的学科定位，贯通两者才会有复合型人才；二是宽进严出，学分控制的人才吸纳机制和弹性学制，可以通过严格学分制度、课业学习考评、毕业设计等手段，在校教育、网络教育、晚间课程、双休日课程、集体假期课程等形式，多样化满足社会需求；三是课程设置分层、分区、分块等多样化设计，实现新闻传播专硕教育职业性和研究性、学术性和应用性、普适性和专业性的辩证统一[16]。四是“多导师”、“双学位”等跨界、跨专业合作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务求实效；五是“引进”与“走出”并行的师资和其它教学资源的整合和优化，实施掘智、借智、引智的队伍打造，实行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学界业界的融合；六是模拟、仿真和亲身参与型实践手段从始至终在教学中的通贯，通过提供给学生“全真”的实践平台，实现实践与教学的全程化、高度一致性互动；七是改革教师和学生的考核评价体系，以此为“杠杆”，撬动专硕教育的创新和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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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郑良勤）

收稿日期：2013-03-05

作者简介：张淑华（1968- ），女，河南新密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新闻实务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郑州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新闻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YJSJY201126）阶段性成果。

(本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