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现在已普遍的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传媒的参与，中国现代性的进程更和传媒紧密相连，因而传媒话语的转型，既是整个社会结构即现代性转型的结果，也是其转型的原因。因此，“传播系统成为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变化的晴雨表和推进器。” [①] 传播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它对经验的传递，时空关系的重组，信息的再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中叶开始，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波德莱尔对现代性进行初步描述和分析的时候，传播媒介，先是流行小报、照相机和电报，而后是电话、留声机、电影、广播、电视和电脑，都先后对现代性的形式和变迁产生过重要作用。正如吉登斯指出的，这些电子媒介既是现代性的抽离化及全球化趋势的表达，也是这种趋势的工具”。[②]同时，“现代制度的发展和扩张与经验传递的剧增直接相关，这些传播形式为经验传递和发展创造了条件”。[③]英国社会学家格雷厄姆·默多克也非常明确的指出，现代性是离不开媒体参与的，其原因很简单，“在当今世界，传播系统在重组社会惯例，象征体系，以及日常生活模式中已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社会惯例、象征体系与日常生活模式之和正体现了所谓的现代性”。
“首先，传播媒介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会惯例构成，也是工业体系的延伸。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政体，也就是公司和民族国家，有着复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传播重新组织日常生活，教给人们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加强人们新近形成的日常礼节和习俗，为人们重建认同感和记忆提供新的素材。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组织和倡导新的相互竞争的意义体系及其再现方面，大众流行传媒对普通百姓来讲，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大众传媒给人们提供各种话语、形象和解释框架，供他们在理解身在其中的社会变化时作参考，并帮助她们拿出个人的行动对策”。[④]因此，默多克特别强调：“追溯传播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并不是一个古怪而过时的爱好，而是了解新世纪社会变迁内在动力的重要事实依据和力量源泉。”[⑤]
有学者指出，“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呼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被现代传媒整合起来。或者说，是现代传媒推动和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传播的。”[⑥]
可以说，在中国广泛流行的各种现代性话语，都同传播密切相关。从“五四”启蒙时期现代性话语伸张的“科学”、“民主”“自由”以及反帝反封建，到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民族“平等”“解放”话语，再到6、7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话语以及90 年代以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现代性话语……，这种种“现代性话语”构成百年中国求索现代化（现代性）道路的斑驳背影。在中国的语境中，大致存在三种不同的“现代性话语”。它们是作为解放追求平等、独立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和以文化认同、民族身份建构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话语。九十年代以后以消费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又成为合法化的、主导的世俗现代性话语。
尼古拉斯·加汉姆 在《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 指出，“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生产模式，说服模式和控制模式。支配生产模式的是经济（权力），支配说服模式的是意识形态，支配控制模式的是政治（权力）。”[⑦]而传媒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三种模式同时作用这个领域，使得传媒的形式及话语显得尤为复杂。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传播的结构和进程已深深植入广泛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进程中。谁会说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对谁说？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并且被决定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起来研究。[⑧]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和传媒的表现采取批判的姿态的话，我们必须知道它们为什么存在（社会背景，技术），它们存在的方式如何（是独立或依附），有什么样的历史变化？以及植根于什么样的历史实践，这种实践是如何铭刻在我们的社会交往制度里。
本文力求将研究对象置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结构和过程中，以此考察当代传媒系统、传媒形式及话语与国家，民族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传媒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关于传媒制度和实践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现代性特有的社会实践的历史之间结构与建构之间的关系。在本文里，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更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因为“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的实践。[⑨]
社会转型与话语变迁
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而传媒处在社会结构与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作为起步的过程是“商品化（communication）”,即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然后进入空间化（siatialization）,即 空间与时间的转化，或者说制 度的延伸过程；最后进入结构化（strocturation）.即社会能动力量形成结构的过程。这或许是理解社会领域的众多合理手段之中比较可取的一种。不过，中国的电视改革则是从空间化――制度，及结构化――各项政策着手的。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将中国传媒改革和传媒产业化提高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赵实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高度，从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的高度，从解放和发展广播影视的生产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广播影视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清自己背负的使命和任务。”[⑩]
这一切，意味着中国电视“开始从垄断行业向有限开放的社会行业变化，从一种单纯的新闻媒体观念的综合功能大众媒体观念转型，从一种完全的社会政治主体向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的市场主体移位，从一种单一的喉舌媒体向服务大众的公众媒体过渡。” ③ 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所有行业中，传媒行业一直是最封闭的垄断行业，而在传媒行业中，电视业则又是其中更封闭更垄断的行业。从资本到制作到播出甚至到传输和其他服务，电视都是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高度限制准入的。这种垄断模式虽然为电视的喉舌功能提供了保险，但是由于缺乏竞争、缺乏市场活力，因而也就缺少创新动力和发展动力。 [11]
中国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变异，冲突，暖味的变化空间，转型期的电视媒介作为一个话语场域，是当代社会权力较量的一面镜子，一个角斗场。媒介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最敏感、最集中的空间化“擂台”。
以现代性为代表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对于中国媒介文化来说，不仅是经济冲突，文化冲突，也是政治冲突。在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中这一点表露得非常清楚，作为承载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广播影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舆论导向和发展方向的正确与否，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国家兴衰存亡，其次，作为文化产业的主要领域之一，正在成为国家的新兴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着力点和用力方向的重要方向。” [12]
可以说，中国传媒的转型早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就已见端倪，2001年我国加入WTO ，2003年提出文化产业，中国传媒的变革同社会变革一道经由市场化向全球化时代迈进。此时，媒体尤其是电视成为各种支配性力量角逐的“战场”，民族国家作为当代的政治形式，其职能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传媒领域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政治主导的领域，变成了由国家，市场和意识形态合作主导的领域，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全球化和市场的活动”，如果我们试图理解现代性与中国传媒的转型及变化，就必须理解上述变迁及其伴随的社会变化。
  “社会调节所需要的传播系统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变迁或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它在制度和惯常的社会实践和常规中得以建构和被建构”。
传播系统的发展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再到电子传播无形中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同时这些传播系统的发展伴随着现代化增长的社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也加强了社会权力的结构和合法性。传媒自身既是一个社会调节系统——­­­关于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理论及传媒民主责任问题；又被当作系统世界自己的实例——意识形态理论及关于所有权，控制的理论。在哈贝马斯学说中，传媒成为维持社会发展、缔造文化公共空间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可以说，传媒话语的建构并不是来自人们头脑中的思想的自由飞舞，而是来自社会实践，后者牢牢地植根于并定向于真实的物质的社会结构，尤其具体到中国的传媒（主要指电视），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决定了中国传媒电视话语与众不同的形态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中国电视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人民电视事业，是我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电视的社会主义性质——即“中国电视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中国电视还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13]
无疑要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电视的历史和现状这是前提，也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中国“四项基本原则”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具有威慑力量的“规范禁忌体系”可以起到抑制过量的政治参考，巩固社会各阶层与社会成员对政府权威合法性的认同，对既存的政治行为规范的遵从的正面功能。因而国家权威作为一支“看得见的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整合中以及在创造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传媒同中国的社会改革开放一样，走的是渐进、由上往下之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80初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一段传媒的改革主要是做拨乱反正工作，就是把传媒从过去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回归到传媒的基本属性，把传媒重新定位在新闻功能上，8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开播是其标志。
第二阶段：从93年到2001年，这个时期的传媒改革主要表现为媒体功能的多元化，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快车道时期，社会对资讯和娱乐文化的需求空前高涨，此时，新闻媒体在承担宣传功能的同时，其信息传播、娱乐的功能迅速发育起来。媒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上星频道的增加以及各地面频道的扩张，在节目上，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为代表的新闻栏目的出现，以《综艺大观》、《艺术人生》、《同一首歌》的娱乐节目的出现，既是受众的需求也是市场的需求，更是表明传媒改革已经进入到体制改革的初级阶段，这个时期的传媒集团化改革的行政色彩还很浓，“双轨制”的体制模式即是这个时期改革的制度性产物。
第三阶段，是指2002年以来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入WTO，党的十六大召开，在这个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加大了力度，它是从文化产业的高度对整个传媒文化系统进行改革，从宏观层面、核心体制入手，直奔主题。首先在宏观层面进行分离，把文化系统分成事业与企业两大类；其次在文化产业内部对事业与产业环节进行分离，逐渐形成国家、市场、受众三足鼎立的态势.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论述，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化，经济的轴心原则是效益原则，文化则提供意义、价值、认同。 “政治”作为社会公正和权力的竞技场，它掌管暴力的合法使用，调解冲突，以便维持社会传统或宪法所体现的公正观念。
  这种政治体制导致传媒话语出现了以国家话语包括民族叙事、历史叙事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以受众市场为主体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叙事，以人文关怀为代表的精英主义叙事等。的确，中国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变异，冲突，暖味的变化空间，转型期的电视媒介作为一个话语场域，是当代社会权力较量的一面镜子，一个角斗场。媒介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最敏感、最集中的空间化“擂台”。尤其对于中国媒介文化来说，不仅是经济冲突，文化冲突，也是政治冲突。在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中这一点表露得非常清楚，作为承载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广播影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舆论导向和发展方向的正确与否，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国家兴衰存亡，其次，作为文化产业的主要领域之一，正在成为国家的新兴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着力点和用力方向的重要方向。”[14]
（二）、民族主义话语
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是邓小平提出的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前，中国的社会凝聚主要靠单纯的国家意识形态来实现，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对广大社会各阶层进行整合的作用是不够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新的社会聚合力的精神资源，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了。[15]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新的权威合法性资源，以实现对转型中的社会人心的凝聚与整合，是当今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
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政治整合与凝聚功能，是其他意识形态所难以取代的。随着后冷战时代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淡出，民族主义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功能与作用，中国当代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无疑将成为国家凝聚力的新资源，从而取得日益重要的地位。[16]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主义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烈的，也最富于情感力量的意识形态。尽管各种意识形态的中心象征符号都会在其信奉者中引起不同程度的积极的反应，然而，唯有民族主义，可以如同一个家庭对于其成员所具有的天然的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一种最直接、最自然的，诉诸人的亲缘本能的感召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人类还存在着各个不同的民族，相对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时效性而言，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时效性最为长远的意识形态。[17]正如埃德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