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上午，国内“民族志传播研究”的领军人物、广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郭建斌教授应穆青研究中心和新闻与传播学院邀请，做客我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座，基于其三十年研思经历分享《从“在场”找回“地方”：民族志传播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讲座由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宪阁教授主持，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以及多位教师和省内新闻业界人士，共约两百人参加。
郭建斌教授为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百人计划”学科带头人。此前曾在云南大学执教多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志传播、媒体人类学等，是国内“民族志传播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也是国内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2003年，郭建斌在复旦大学取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所著《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被认为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第一篇用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完成的博士论文。
基于多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经验和民族志传播研究经历，郭建斌从何谓“在场”、找回“地方”、何谓“民族志传播研究”、如何做（方法）、如何写（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分享。
“在场”是郭建斌基于在独龙等地多年民族志传播的田野调查提出的重要概念，并先后发展出在场1.0（电视）、2.0（电影）、3.0（纸媒）等版本。他认为要忠于自己的田野感受，不要被理论带偏；要让田野材料和理论发生碰撞，而不是基于理论挑选材料。这段历程看似寻常，实则不易，郭建斌称在场1.0阶段可谓自己的学术成人礼，并坦言这一理论概括和学术表达也得到了潘忠党教授等“贵人”指点。
关于为什么要找回地方？郭建斌引用了其博导张国良教授和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话进行解读，提醒注意避免掉入“知识的陷阱”。他直言，在当代中国的某些学科领域，地方作为重要的知识生产场所，已经得到较好实践；但在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地方”则是明显缺失的。甚至不少研究者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或是始终强调所谓“区域特色”，使得研究无法同理论对话；或是套用一般性理论(全球或全国)，埋没了特定经验材料可能修正、完善既往理论话语的价值。
何谓“民族志传播研究”？郭建斌认为，这是以田野调查(包括民族志)作为主要方法，以传播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传播问题作为问题导向的一种理论建构型研究。这里所说的“民族志”，包括方法和研究取向两层意思，同时也兼具文本的意义。这里所说的“传播实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可以表述为“媒介实践”，即那些与媒介相关的实践；广义的是指那些与传媒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具有传播学意义的实践，如仪式、聚会等。
如何做“民族志传播研究”?郭建斌认为，简单地说，就是以田野调查(包括民族志)作为主要方法。但是严格说起来，作为方法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是两个有巨大差别的概念。他以自己为例，指出在2023年9月到广州大学之前的二十余年中，在中国西南只做了两个案例，即“独乡电视”(2001年至2008年)和“电影大篷车”(2010至2019年)，得到了一个概念，即“在场”。可以说，民族志传播研究不是简单的访谈、调研就可以轻松完成，而是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心血和精力。
民族志传播研究的文章如何写，特别是如何与“理论”对话？郭建斌认为，民族志传播研究的“理论”，并非是某个现成的“理论”；通常是在与既往理论对话过程中形成的某些具有理论意味的说法，尤其体现为某种“操作性概念”或是具有理论的表达。而且民族志传播研究的“理论”，存活于经验材料与现有“理论”的夹缝之中。简单地说，就是在经验材料与相关理论话语之间搭建一座桥，简称“搭桥”。具体做法就是“双向奔赴”：一方面，抱着“存疑”的心态进行理论阅读，尤其关注与自己所收集的经验材料相关的论述；另一方面，从具体的经验材料中抽离出来，寻找某些具有理论探讨价值的“点”(而不是“面”)。更重要的是，尽量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千万不要去“绕”，要说“人话”。
郭建斌坦言，作为中国传播研究的一个实践者，所谓“民族志传播研究”只是其个人的一家之言。毕竟中国传播研究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近三个小时的讲座和互动交流，干货满满，讲者听者都是意犹未尽。
本次讲座同时也是新闻系专业咨询和重走穆青路实践教学课程建设的系列活动。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郑素侠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元兵教授，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周鹍鹏教授，学院常启云教授、褚金勇教授，以及王一岚、楚明钦、罗雁飞、刘子晨、王怀东、牛梦迪等十余位教师参加了讲座。
（图/文通讯员：穆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