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和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套偏向……传播技术促成的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往往和传播技术固有的偏向有关系。”[6](P30-31)“传播偏向”是媒介环境学派领军人物哈罗德·伊尼斯最著名的概念和贡献，他认为任何媒介的传播都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并深刻作用于社会组织和生产关系。比如从莎草纸到羊皮纸的传播，都能经受时间的消蚀，具有时间偏向，有利于专制统治与农业生产；印刷机则是空间偏向的媒介，大量的印刷纸张使得知识快速普及，政治权威淡化，市民社会完善。后来的研究发现，“媒介偏向论”不仅指向时间和空间的向度，而且指向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向度。顾名思义，经济偏向是传播偏向在经济方面的一个向度，文化偏向与政治偏向同理可得。

包括印刷机在内的各种媒介的各种向度各不相同，主要表现为“文化偏向”、“政治偏向”以及“经济偏向”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各有不同。以网络媒介为例，虽然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刚起步，但是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传播偏向已经初见端倪。从新世纪初期BBS的网络文学繁荣，发展为后来博客、播客等“自媒体”的个性展示，再到现在微博、微信的“微出版”逐渐变为现实，网络媒介的文化偏向一览无余——紧密围绕“去权威”与“去中心”的“草根文化”；依托网络交往的匿名性与自由度，“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7](P55)，从2008年政府主导“两会”期间人民网的“网络问政”，再到当前网民发起、全民围观的“网络反腐”，哈贝马斯定义下的公共领域正在成为网络媒介的政治偏向；早期电子邮件的无纸化办公大大节约了行政管理的经济成本，视频会议与电子支付压缩了流通环节的时空成本，尤其是近期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网民深深体会到网络媒介便捷、便宜的经济偏向。

与网络媒介类似，印刷媒介凭借快速而精确复制的特征，创造了新闻传播史上著名的文化偏向与政治偏向——19世纪中后期美国便士报大发展带来的“黄色新闻”泛滥，及其具有美国特色的全民参与的“扒粪运动”。与网络媒介不同，虽然印刷媒介早诞生5个世纪之久，但是目前的经典结论和普遍关注的总是“文化偏向”与“政治偏向”，较少涉及“经济偏向”。当前，媒介融合之势愈演愈烈，各种媒介的传播偏向彼此交汇，人们已经很难剥离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单独感知到印刷术这种古老媒介的经济偏向；为了准确描述印刷术的经济偏向，从没有广播、电视、网络的印刷机诞生的源头追溯，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研究思路。印刷术虽然发明于中国，但是在西方文明到来之前，并没有自发的引起类似西方的社会变革。因此，将印刷术传播的经济偏向研究起始于近代欧洲的历史背景下，不是数典忘祖，而是尽量避免缘木求鱼。

经济偏向的发生机制较为复杂，在此难以展开，还有待于以后的深入研究。为了便于说明印刷术传播的经济偏向问题，有必要简略分析一下印刷机的经济属性。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早期代表人物邵飘萍、早期新闻学者黄天鹏把传播媒介称为“公共机关”，德国当代哲学泰斗哈贝马斯把传播媒介归为“公共领域”。他们都认为传播媒介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其实相当于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对未预其事的他人和社会的影响。以印刷术为例，自诞生之初就显示出一定的外部性特征：唐宋盛世与雕版印刷和泥活字印刷并行发展，尤其在北宋时期，中国乃至世界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文化顶峰与经济顶峰。古代中国的印刷术起步较早，但是没有形成后来西方印刷机的社会影响；除了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制约，印刷机的外部性特征更加明显，使得机印书传播知识更有效率（Ⅰ），印刷品公开发行更加容易（Ⅱ），印刷业更有利于形成现代企业结构（Ⅲ）。因此，可以确定的是，近代欧洲印刷术传播的经济偏向主要由印刷机的经济属性主导，表现为上述三个外部性特征，代表了印刷机的三个经济偏向。

二、印刷技术发展的三个经济偏向

印刷术作为经济因素的一个关键的独立的技术构件，不单单是一种从属关系，而且印刷术的传播对其他构件如人力资源、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结构具有直接的、必然的决定作用。

（一）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源的提升

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发轫于近代欧洲，正是印刷术极大的扩张了知识传播，使得识字率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独立学习，参与知识生产，中世纪的寺院与学园逐步转型为现代大学，明显提升了当时劳动力的知识水平。

首先是知识生产者的快速增加。爱森斯坦认为，文艺复兴被印刷术切分为两个阶段。金属活字印刷机发明之前的阶段，中世纪的寺院与学园是当时欧洲唯一的知识生产者，前者负责神学研究，后者负责世俗研究。十字军东征获得了大量阿拉伯语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尤其发掘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寺院僧侣与学园学者的手抄书技术，使得神学研究与世俗研究形成了新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科学思想之争的复兴局面。虽然手抄书技术推动了知识传播，但是手抄书效率低下，讹误丛生，不仅没有改变当时识字率水平非常低的现状，而且知识生产牢牢的掌握在寺院与学园的少数人手里，文艺复兴难以为继。金属活字印刷机发明之后，知识生产者突破僧侣与学者的局限，比如职业为工匠的古登堡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机就是为了传播《圣经》。虽然以古登堡为代表的平民仅能参与知识生产的复制过程，但是机印书效率高、内容精准的特点，使得越来越多的平民可以捧着《圣经》阅读——印刷术传播早期主要是印刷《圣经》，识字率逐渐提高。

其次是知识传播模式的革新。僧侣与学者每天的工作主要就是抄写，知识的艰难生产可想而知。手抄书受到抄写者自身的影响很大，每一本手抄书都是一个独立的版本。抄写过程中的错误总是从一个版本复制到另一个版本，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增加一些新的错误。印刷术完全改变了这种速度慢、不可靠的“点对点”的离散传播，一个手抄书版本可以快速生成上千份复制品，“一点对多点”的单向传播确保了知识传播的储存和扩散：数量有限的手抄书价格昂贵，局限于上层社会的少数人购买，复制数量巨大的机印书，使得底层社会的民众更容易获得。尤其重要的是，印刷术的单向传播模式决定了机印书是标准化生产：印刷商发明了别致的扉页、带编号的页面、统一的标点符号、精美的图表等等，机印书内容丰富、整齐精确的特点更加有利于知识传播；这不仅成为印刷商与寺院、学园进行市场竞争的卖点，而且上千份复制品都源于一个版本，有利于印刷商自己订正错误，并广泛接受来自读者的矫正反馈——普通读者逐渐开始参与知识生产。

最后是知识学习方式的进步。手抄书时代的人类大脑主要负责知识的记忆，手抄书的稀缺性使得知识的再现大部分依赖于记忆能力，知识的创新也就无从谈起。爱森斯坦的研究表明，手抄书时代的知识传播者与接受者都受到知识学习方式的桎梏。不仅底层社会的民众基本不识字，甚至很多乡村牧师同样不识字，唯一有效的学习方式就是听别人阅读或演讲，依靠大脑存储知识，通过记忆传播知识。印刷术使得人类大脑完成了从知识记忆向知识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大量机印书取代大脑成为存储知识的主要方式，大脑被彻底解放。知识学习方式从听别人阅读或演讲，转向个人安静的阅读，人与人口口相传被人与机印书默默交流所代替，个人的原创性思考开始成为主要的学习方式。封建经济的手工业行会最先受到冲击，以往师傅与徒弟之间的经济关系依靠面对面传承的学习方式来维系，机印书的出现促进了劳动力知识学习方式的进步，徒弟只需要买一本价格便宜的相关技术指导的机印书，就有可能摆脱师傅乃至封建经济的束缚。

（二）“人为之书”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经济因素。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解体就是源于1840年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同样源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大量引进。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因素，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工具理性的先导。哥白尼生活在印刷术刚刚兴起的时代，哥白尼之前的科学研究只能依靠讹误丛生的少量手抄书，从托勒密的手抄书《天文学大成》到哥白尼的机印书《天体运行论》延误一千多年之久。哥白尼临终前将《天体运行论》交付印刷所印刷，科学技术从此摆脱缓慢前行，开始步入快车道。哥白尼革命被公认为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开端，《天体运行论》将“自然之书”转换成“人为之书”：印刷术传播之前的科学技术都是人类独立面对自然的个体研究，学者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联系，印刷术传播之后的机印书成为学者之间交流的重要学术平台，乃至科学技术的认知起点。

印刷术通过提升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变革了科学技术的研究。比如印刷术的图文并茂还造成近代欧洲的解剖学伴随天文学开始革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出身医学世家的平民学者维萨里。精通古罗马医学家盖仑著作的维萨里，破除当时的宗教限制，亲自解剖观察人体构造，不断更新讹误丛生的手抄书解剖图，终于在1543年发表了《人体构造》一书，系统总结了当时解剖学的成就，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于同一年出版。维萨里超越盖伦，哥白尼超越托勒密，虽然之前也有类似的超越，但是只有印刷术才能凝固知识，永久保存超越的记录。学者之间的交流逐渐依托机印书，英国开创近代欧洲第一个学术团体及其学术期刊——《皇家学会通讯》。早期学者通过观测“自然之书”，考证手抄书，在机印书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对科学技术的见解。后来发展成为先考证“人为之书”的学术期刊，探索科学技术的现状与问题，再观测“自然之书”并进行科学实验，最后依旧将科学技术成果回馈“人为之书”——这是现代学术研究的经典流程。

印刷术发展减少了知识传播的经济成本，推动了科技普及。在15世纪中期，欧洲的识字男人还不到一成，到了17世纪早期，已经有超过三成的男人和超过一成的女人可以读写，识字率的提升使得普通民众有机会参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全程伴随印刷术在近代欧洲的传播，粗制滥造的手绘地图开始被内容精准的机印地图取代。航海家将最新的地理发现交付印刷所，制作精美的机印地图广泛传播，成为当时最受普通民众欢迎的印刷品之一。近代欧洲甚至一度掀起了普通民众大量购买价格便宜的机印地图观察世界，同时竞相考证机印地图错误的科学思潮：一方面，印刷所不断收到来自普通民众对机印地图的矫正反馈，与此同时，通过全民参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普及了科学技术的思想观念，培养了工具理性的经济因素。爱森斯坦认为，“自然之书”随着印刷术变成了“人为之书”，科学技术的创新成为知识永久积累的一部分，不再像手抄书一样遭受周期性的腐烂而损失掉。普通民众开始以一种创新的态度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

（三）印刷业兴盛与企业结构的形成

印刷术传播后期，很多平民工匠、学园内外的学者、印刷商共同参与印刷业，兴趣与利益的结合极大的促进了机印书的生产与贸易。手抄书被“印刷商—学者—工匠”的联合体加工、复制、生产成大量的机印书，保存并完善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最早大量出版的就是机印书《圣经》，罗马教廷的思想控制逐渐破除，人人手捧《圣经》独立阅读，不再需要别人的口授与解释。手抄书版本的大相径庭，使得不同的印刷所出版的《圣经》彼此不同，每个人都以自己手里的《圣经》为正统思想，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教派，新教就是典型的“印刷宗教”。不仅虔诚的基督教徒古登堡为了传播《圣经》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机，而且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的《九十五条论纲》同样是印刷术传播的杰作——机印书《九十五条论纲》半个月之内传遍德国，一个月之内传遍欧洲。

罗马教廷为了对抗“印刷商—学者—工匠”的联合体，同样采用印刷术传播官方钦定版的《圣经》，同时还印刷了一本叫做《禁书目录》的书籍，罗列了文艺复兴以来最新考证的对罗马教廷思想控制不利的手抄书与机印书。爱森斯坦认为，由于新教出版政策和天主教出版政策的强烈反差，威尼斯、里昂、安特卫普的大量印刷所可以面向欧洲市场对所有书籍开展生产与贸易，经济实力明显强于罗马教廷数量有限的印刷所。官方钦定版的《圣经》无法在市场上挑战新教印刷所的《圣经》，《禁书目录》也被新教印刷所充分利用，不利于罗马教廷的书目往往涉及科学技术范畴，与此相关的大量机印书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甚至返销到罗马教廷的控制区域。印刷术传播产生的印刷业日益兴盛，印刷商、学者、工匠同时指向一个新的方向，他们渴望扩张市场和差异化产品的野心成为一支独立力量，不依附于任何教会和政府，完全听命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利益驱使。

印刷术传播导致了一种不同于中世纪手工业的现代企业结构，“印刷商—学者—工匠”联合体类似于现代的文化产业，使得资本、知识、技术三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充分结合。富有的商人筹资兴建了大型印刷所，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汇聚印刷所考证各种书籍，金属制造工匠在“铅与火”中锤炼金属活字，中世纪手工业分割的资源开始进行有规律的融合并保持各自的专职工作。具体分工为：印刷商负责面向书籍市场，他们筹措资金，购买原材料，雇佣劳动力，进行企业管理——包括开发印刷项目，改进生产流程，拓展书籍市场，激励培养学者等等；学者来自五湖四海，有学园内的也有学园外的，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与经济利益走到了一起，相互交流，考证书籍；金属活字在当时是一种新工艺，需要不同种类的技术工人进一步接触，促进了不同工艺间的结合与创新。近代欧洲印刷业繁荣昌盛的地方，经济水平相对发达，比如1470年德意志的纽伦堡作为近代欧洲的商业中心，较早建立了机印书的生产与贸易的大型国际企业，马克思甚至将伦敦的“印刷所广场”指向现代企业的形成——外部融合资源，内部专业分工。

由上对经济因素各种构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印刷术传播的三个经济偏向推动了近代欧洲的经济发展：第一，印刷术偏向于降低知识传播的经济成本，廉价的机印书提高了识字率，大脑摆脱记忆存储的束缚，可以充分的独立思考与学习，人力资源的知识水平大幅提升。第二，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大众传播技术，偏向于信息的快速扩散，促进思想意识的更新换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进入创新阶段。第三，印刷术具有文化产业的经济偏向，印刷所在近代欧洲较早的形成了现代企业结构，印刷业首次汇集了资本、知识、技术三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实际上，印刷术传播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很多条件的影响：马克斯·韦伯一方面承认以印刷术为代表的机械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内涵与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他还强调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因素同样促进了工具理性；朝鲜半岛早在14世纪就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但是由于汉字的复杂性与社会需求的不迫切而没有普及，社会因素对技术的制约可见一斑。结合媒介环境学对于技术与文化辩证关系的基本判断，厘清印刷术传播过程的各种复杂条件，是研究印刷术传播经济偏向问题的关键，这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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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