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跟风是最好的艺术创新

          ——评电视剧《剧场》

宗俊伟

 

 

刚落下帷幕的由严歌苓操刀的34集电视剧《剧场》，在这个炎热夏季为我们带来了一股和煦之风。辛辣中不失温情、残酷中高扬理想、批判中饱含悲悯，是这部电视剧作品的叙事与情感基调，大时代中的舞台坚守、小人物的爱恨悲欢又让这部年代剧充满了浓厚的怀旧与感伤气息。

这部戏无疑是带有严歌苓个人强烈色彩的心血之作，在题材选择上烙印着她当年的亲身经历。作为一部与演艺有关的行业戏，迄今为止，在中国电视剧创作中并不多见，早年的《青衣》、晚近的《丑角爸爸》以及同样是严歌苓编剧的《幸福来敲门》都引起过不小的反响，这种题材的新颖性与陌生化，让观众耳目一新。《剧场》也同样如此，通过南方一座小城话剧团的人物情感变迁，以生动的故事、鲜明的人物、突出的风格深刻揭示了艺术与生活的异质同构以及舞台与现实的复杂隐喻。尤其是陈数、孙淳两位戏骨的精彩出演，使人物自由出入于影像的生活化与舞台的虚拟化双重空间之中而丝毫不觉得违逆，灵活诠释了彼此紧密关联的舞台与剧中形象。

《剧场》的叙事进程是非常紧凑而又引人入胜的。全剧一开场就制造了一个叙事的小高潮，《女县委书记》演出在即，女主角郁珠不知所踪，导演李立勋情急之下冒险启用文化宫演员杜晓红，最后一刻郁珠归来，杜晓红登台的愿望落空，继而演出结束后王帆扬向郁珠直抒胸臆，一场戏就把主要人物悉数出场，为以后的感情纠葛打下伏笔，也不断吸引观众一探究竟。之后，叙事紧密围绕话剧《合欢树》、《屋檐下的朝阳》有条不紊地展开，有血有肉，没有闲笔，叙事简洁但却有力。不像时下很多注水的电视剧，通篇充斥着没完没了的对话和幼稚肤浅的煽情，《剧场》在叙事上收放自如、游刃有余，既没有过分铺陈，也没有惜墨如金、刻意俭省。

这部戏走的依然是严歌苓擅长的叙事路数，那就是对女性感情与隐秘伤痛的细腻展现与揭示。在严歌苓笔下，似乎永远有一位被侮辱损害、敏感脆弱但依然内心光明、性格坚强的女子形象，在《扶桑》、《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幸福来敲门》中都不难发现此类人物的存在。同样在《剧场》中，郁珠也是一个从文革伤痛中走来、并未完全摆脱昔日阴影的女子形象，她并不完美，是一个有缺陷的“女英雄”，但是她真实，更像一个有着复杂经历、原汁原味的人。在塑造这个生活在光环与阴影交织中的女人时，严歌苓并未忘记她钟爱的那种少年对于成熟女性的崇拜情结，一如《扶桑》中白人少年对于扶桑的迷恋以及《第九个寡妇》里春喜对王葡萄的倾慕，在《剧场》里再次设置了一个从少年时代就把郁珠奉为女神的人物形象——王帆扬。与其说王帆扬爱上的是郁珠本人，不如说是郁珠光鲜亮丽的舞台形象，这是一种特定时期、迷恋偶像的不成熟的爱情，相比之下，另一人物李立勋的爱就显得更加深沉、持久，像一坛老酒，愈久弥香，这一“暖男”形象不仅抚慰了郁珠备受伤痛折磨的心，无疑也温暖和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与郁珠形成对比的另一个女性形象是杜晓红，可恨、可怜又不乏可爱，她的心机、虚伪、好强都出于一个并不复杂的目的，那就是自少年时期萌生的对于王帆扬的爱恋，这是一个并不是太坏的反面角色，同样为爱挣扎、内心受伤。

 通观《剧场》，弥漫全剧的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情怀。举凡不完美的正面人物也好、不太坏的反面人物也好，都有他们对话剧舞台、对内心爱恋的执着与追寻，历经数年未能磨灭，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现实与炫富、炫时尚的电视剧创作中，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如果说，《剧场》有什么不太尽如人意的，那就是个别演员的选择与表演拿捏上尚有待提高的空间，但瑕不掩瑜，这依然是一部难得的有诚意、有坚守的电视剧作品。《剧场》所给与我们最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不跟风不模仿，老老实实讲好自己的故事，讲好身边的故事，用最真实的形象和最朴素的情感，感染人、打动人，这才是中国故事的中国做派，也是最好的艺术创新。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