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维度、现状及方法[1]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陈晓伟[2]）

 

 

摘要：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出发，要求综合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条清缕晰的分析；另一方面从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考虑，很难同时在多点上进行历时和共时多层研究。面对这一复杂状况，以文化为基础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根本；以影像表达为切入口，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为参照有助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具体化，而定量与定性综合、电影理论与跨文化传播理论交叉的研究方法则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从粗放到细化的保证。

关键词：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维度；现状；方法

 

当下，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整个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和联系性日益增强”。[1]（P6）中国电影受全球化浪潮裹挟，所面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必然而且紧迫。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文化传播引领者的美国好莱坞，凭借科技等优势以及由此构建的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秩序，不仅推销、宣扬和传播着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而且还通过“恶意贬损和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是失语就是褪色，或者被边缘化。”[2]（P38）事实证明，文化的话语权正在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的根本。在此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其一，从经济上，是“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自身本质规律的内在要求”[3]（P14），其二，从意识形态上，肩负着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的重任；第三，从更高的诉求上，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

当下关于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借用一种说法，处于“滞涨状态”[2]（P4）。即，有关中国电影的研究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通货膨胀”，而有关“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则相对停滞不前。中国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所面临的问题复杂而又尖锐，更需研究者通过对当下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现状的梳理，找到其研究视角和方法，以便更有成效地去探寻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一、三个维度：文化、影像表达、好莱坞

 

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效果的优劣，非单一元素所能决定。经济因素、管理因素、商业营销因素、文本因素等都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这就导致了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出发，要求综合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条清缕晰的分析；另一方面从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考虑，很难同时在多点上进行历时和共时多层研究。因此，笔者认为，以文化作为基础，以影像表达作为切入口，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作为参照来进行考量和研究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关键。

首先，以文化为基础研究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能够触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根本。这是因为：1.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和共存共荣是跨文化传播的目的，文化的差异性是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对文化以及文化差异性的正确认知是成功跨文化传播的保证。2.电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借用语言和话语的表述方式，尽管电影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但它所呈现的文化话语却是不相同的。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与克拉柯亨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中，从符号文化学派立场出发，认为：“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4]（P23）也就是说，文化始终是与种族群体、历史传统、邦国制度捆绑在一起的。电影的独特性也就在于，用最直观、无国界的语言传递不同的、有国界的文化。3.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是文化的传播。无论电影语言本身多么具有直观性和国际性，但其内容却无法脱离创作者的文化构成。这些文化构成包括：1）一个民族的历史；2）一个民族的传统；3）宗教思想；4）价值观念；5）社会组织形式； 6）风俗习惯；7）政治制度；8）社会发展阶段（工业化程度、科技水平等）。[5]（P43）正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性，才导致电影的误读。比如西方观众很难认同中国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是个小英雄。究其原因，在西方观众眼里，中国历史上那段惨烈的语境是被架空的，在西方文化观照下，未成年孩子杀人放火，还被称为英雄，的确是不可理喻的。由此可见，文化是研究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基础。

其次，以影像表达作为切入口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可行视角。影像表达，并不仅仅如字面意思所呈现的那样，是指电影镜头传达的信息和意义。从文化的本质内蕴来看，它对应了文化的技术系统（影像系统）和价值系统（表达系统）两大部类，前者是电影所有视听语言和表现手法的总和，构成电影文化的“浅层结构”；后者则是影像表达过程中所呈现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属于电影文化的“深层结构”。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前者是由可以把握的诸如构图、色彩、镜头运动、剪辑等组成，后者则是指潜藏在各种视听语言背后的知识、价值观、意向、态度等。很大程度上，正是电影文化“深层结构”的不易把握性，造成了评价偏颇、先入为主，以及语言和非语言的误读。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文化类型，并通过技术系统（影像系统）去呈现精深微妙的价值系统（表达系统），从而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以影像表达作为切入口，因为其影像系统的具象化而易于把握，又因为其与表达系统的密切联系，而容易触碰到文化的深层。

最后，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作为参照来进行考量和研究有助于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具体化。

长时间以来，中国电影一直遭受文化传播存在的不平等性的困境。借用杰姆逊的观点，“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经济依赖是以文化依赖的形式出现的，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也处于非中心地位，而第一世界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受到冲击。”[6]（P15）

美国电影的全球扩张加剧了文化的不平等性。英国学者吉尔·布兰斯顿在《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一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她说“全球性的商品文化的‘影像资料库’充斥着美国的意象。从纽约的天际线、黄色出租车、美国口音，甚至通俗音乐中‘洛杉矶’、‘迈阿密’、‘旧金山’这样的词语，到棒球帽、奥斯卡颁奖典礼和大峡谷，这样的意象数不胜数。……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强有力的象征体系能够自我繁衍，因为互文性通过不停重复出现的意象间的相互关系，使得这一意象体系变得越来越丰富。”毫无疑问，“好莱坞发展起来的那种应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娱乐模式——通过明亮、富有活力、看上去很丰富的、受大众欢迎的形式——已经扩展到了全球。它渗透进了其他的文化工业，同时也渗透到其他的文化空间和文化实践之中，比如由媒体建构起来的体育与像健身、时尚和身体文化这样的时髦工业，还有汽车、食品和室内装饰等。”[7]（P88-90）甚至，世界文化的标准也正附庸于西方的价值取向。

在此语境下，以好莱坞电影的全球传播为参照来考量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就会具体明确、有的放矢。好莱坞电影的全球传播除了电影本体的因素之外，所涉因素非常多，比如，“扩展其电影制作的层次，同时大量建设可以放映这些电影的场所”、“在世界范围内制作大量的‘独立电影’，并最终实现了对其的全面控制”，等等。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和参照，可以明确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哪些可以在电影本体上解决，哪些要在电影范畴之外解决，哪些可以短时间内解决，哪些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也就是说，它可以使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不再仅限于思辨和推理的理论层面，而变得更有价值和实用性。

综上，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有着迥异于西方的文化特点，用霍尔的话来说，就是具有明显的高语境文化特征。这种高语境文化特征，从交流的角度，表现在“大多数信息或存于物质环境中，或内化在人的身上；需要经过编码的、显性的、传输出来的信息却非常之少。”[8]（P82）在中国电影中，则表现为崇尚中庸为度、节制含蓄的情感抒情方式、沉静舒缓的镜语系统、影以载道的主题表达方式、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道德表述等，这些特征与西方低语镜的显性文化表达系统显然是相抵牾的。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以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以好莱坞电影作为参照，以跨文化传播理论作为工具，对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现象进行研究，就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二、现状：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分析

 

跨文化传播学界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国，有三个事件标志着跨文化传播作为学科的诞生：一是1959年Edward T .Hall的专著《无声的语言》问世；二是1970年国际传播学会正式成立了跨文化交际学分会；三是1974年《国际与跨文化交际学年刊》创刊。[9]（P86）

跨文化传播作为学科引入中国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1982年由汪琪在台湾出版的首个跨文化传播学的中文教科书《文化与传播：“世界村”里的沟通问题》为标志。而中国大陆到了1995年，第一本跨文化传播学的书《跨文化交流学》才由关世杰在北京出版。[10]（P146）但遗憾的是，“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推介，并没有马上掀起研究的热潮，而是集中在语言学的学术领域。“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界仍然以媒体挂帅，对跨文化传播这个学科视而不见。语言学方面，则有几个教授于2002年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而且几年来持续在国内以及与国外跨文化学会合办研讨会，多年的学术活动与学术发表，对整个中国大陆的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0]（P147）在经过几年的预热过程之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热潮才开始高涨，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开始从各自领域的视角进行研究，在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陆续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电影学界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受大潮裹挟，电影学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大约开始于21世纪初期，开始以观照美国好莱坞电影或迪斯尼动画电影（如电影《花木兰》）在全球的传播为研究对象，但随着《卧虎藏龙》、《英雄》等电影在全球传播实践的加强，2004年以后，中国电影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得到进一步重视。

纵观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脉络，因为着眼点的不同，而呈现以下几个不同的研究视角：

一、对于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现状、存在问题及策略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的逻辑往往是先把脉中国电影，指出困境，找出解决的策略。策略是重点，因为研究者的视角不同，策略各不相同。比如，项欣在《从电影的分层解读模式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一文中，从文化的“冰山”模式出发，谈电影的民族性策略、主题策略、受众培养策略；李小丽在《华语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一文中，则从文化产业角度出发，提出电影的普世主题策略、混合策略、联合制片策略；邵培仁、潘祥辉在《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一文中，从传播学理论角度出发，提出电影的双重编码策略、把关人和涵化分析（即主体和受众策略——笔者注）、双赢策略；等等，这些策略有理有据，自成一体，体现了研究者对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多层次、多视角思考，丰富了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成果，但因为这些策略将电影文化、电影创作主体、电影本体、电影受众、电影营销等等方面全部包括进来，所以很难检验究竟哪些真正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关键。也造成研究者之间各说各话，难以对话的局面。

二、对于国外影视作品成功跨文化传播的分析。这些研究立足于国外影视作品成功的经验，影片多以好莱坞电影为主，通过对国外影片制作机制或影片个案的制作细节的解读，以期为中国电影提供可行的操作技巧。相对第一类的研究，这类研究更有针对性、更具体、更深入。但综观整体的研究状况，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研究个案多集中于《功夫熊猫》（1、2）、《花木兰》、《阿凡达》等屈指可数的几部电影，相对整个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全球传播，有些以偏概全、论据不足；第二是研究多倾向于电影本体的研究，忽略了好莱坞称霸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使研究结论缺少了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对于华语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这些研究非常庞杂，研究者众多，其中不乏一些以此为选题的研究生论文。整体研究状况可分为三类：一类为个案研究。这类研究与上述第二类研究思路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将华语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个案作为研究对象，以期找到可以总结推广的跨文化传播规律。一类为整体研究。这类研究往往是将中国电影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涵盖广泛，论据丰富，视角更为宏观；一类为分类研究，这类研究将中国电影类别化，从更具体的范畴里去讨论。比如：新生代电影导演的跨文化传播、武侠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李安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中外合拍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少数民族题材的跨文化传播等等。这三类研究互为补充，形成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

四、对于跨文化传播语境里中国电影其他方面的研究。除了上述三类研究之外，还有一部分研究倾向于谈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具体问题，比如：翻译问题、改编方式问题、身体语言表现问题、非文字类文化符号问题。这些研究因为问题的具体化，往往更具有实用性，也因为这些研究对语言学、翻译学、叙事学、明星研究、文化学、符号学等各领域研究成果的借鉴，大大丰富了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话语。

但是综观以上所有研究类型，与其他学科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相比，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共性问题和不足之处。

第一，从研究渊源来看，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是在中国电影全球化语境的探讨中产生的，受全球化理论影响比较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全球化理论在中国的风靡，电影的全球化思考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以1996年张颐武的论文《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二元性发展》为起点，以2001年中国首届电影高层论坛的召开为发展，一批关注“中国电影和全球化”关系的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关系”的讨论、“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一元主义的争论”进行的如火如荼。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2001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启动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号召中国广播影视应通过“走出去”，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各地。此时，距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出现已有18年的时间，跨文化传播学已在中国生根发芽。结合中国电影的实践和国家广电总局的号召，中国电影理论界从2002年起，开始从“全球化理论视角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问题”的探讨向“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国电影如何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转向，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渐升温。但因为跨文化传播理论在中国电影理论界的滞后，因此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依然是在全球化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中进行，如何整合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以及如何摆脱文化殖民主义的问题依然是探讨的重点。

第二，从研究成果来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存在基础性理论研究缺乏、应用性研究不足的问题。

有研究者说“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问题意识……是从理论研究的需要出发引发的问题，不同于跨文化传播最初产生时的起源于实践需要的问题。”[11]（P17）如果说其他学科领域存在着从理论到理论的学科嫁接问题的话，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规避了这一缺陷，因为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但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窄视角研究导致了电影跨文化传播理论的零散和缺失，更谈不上追本溯源、条清缕晰的理论建构。

在现有的中国电影带有“跨文化传播”字眼的研究成果中，多数有“跨文化传播”理论之名，而无“跨文化传播”理论之实。针对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缺乏思考，对跨文化传播理论中“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缺乏梳理。这就造成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跨文化传播”，仅限于“跨文化传播”字面的意义，而非“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范畴。

认为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更倾向于应用性研究，是相比较而言。其实，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应用性研究也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即，宏大问题研究有余，微观实证研究和中观视点研究不足。在一系列以“策略”为名的学术研究中，大家探讨的问题不外乎“冲突与融合”、“生存与挑战”、“全球化与本土化”、“跨境突围”等大命题，即便有些探索具体作品跨文化传播的个案研究中，最后的落足点和结论依然是宏大而抽象的。这就造成了研究本身的空洞、苍白，指导性、应用性不足。

第三，从研究的未来发展来看，与中国电影多层次的跨文化传播实践相比，当下的电影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显得更加促狭和不足。这里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了解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脉络、范畴、语境、方法和范式。对于各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甄别和分析。其二，分析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实际，找出电影理论与跨文化传播理论衔接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避免削足适履。其三，拓宽研究的学术视野，将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传播学、国际经济政治学等领域的成就应用其中，使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一个发展的、开放的命题。

在跨文化传播学界，有学者呼吁“将文化作为首要主题词，将传播置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分析以大众传播媒介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文化全球化战略，带着一种语境化思考特点、理论化分析工具、系统化思维方式、中观化建构目标去研究”[11]（P19）的学术成果的出现，这一呼吁对于电影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来说，又何尝不适用呢？

 

三 研究方法：综合与交叉

 

    研究方法是“研究者由已知的此岸达到未知的彼岸而必须经过的一座桥梁，是研究者的一种表达的可能性”。[12]（P14）研究方法的规范是科研成果科学性的一个基础。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成果要符合科学性、创新性和价值性三大评价标准，也必须要重视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探讨。对此，笔者从两方面做了思考：一是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二是理论方法的交叉性。

    一 定性与定量的综合

在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定性和定量研究是两种主流的范式，学界对两种研究范式从二元对立状态走向多元整合也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定性研究占绝对主流；二是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只停留在表面。这两个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重要的方法论因素。

秦志希、翟晶的论文《从迪斯尼<花木兰>看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在定性研究方法上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先用分析法分析了《花木兰》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原因，再用综合归纳法推测出美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然后用归纳、类比方法总结了对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借鉴意义。这一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在当下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是相当普遍的。周菁《论中外合拍电影的发展与跨文化传播》、卢玉萍《浅谈电影<赤壁>中民族精神的跨文化传播》、闫际洲《影片<功夫熊猫>的跨文化传播》等都属于此类。

定性研究方法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传统方法，在研究中的使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社会科学家各自的研究视角、参照系以及分析工具不同，其研究方法中的主观性在所难免，加上社会科学家来自不同的地域或种族，持有不同的世界观甚至信仰着不同的宗教，并且在心理结构、文化内涵、历史传统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多种差异，这就进一步强化了研究中的主观成分。”[13]（P95）

定量研究方法的加入，则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李艳论文《对当前中国电影产品跨文化传播状况的实证调查——以在京外国留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了问卷和访谈的方法对中国电影产品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定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调查结论效度的问题。作者以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的，来自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其他国家的200位留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显然不同于调查高校之外或者没到过中国的外国人群，这样应该将对调查选题的测量区别于后者的测量，但从调查问卷来看，这一区别性并不大，也就引发了结论鉴别效度的高低问题。

另外，调查问题为“当前中国电影产品跨文化传播状况”，选择调查对象为“在京外国留学生”，这就引发两个疑问：一、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人群和环境中去，也就是可靠性问题；二、研究结果是否为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常态的真实反映，也就是生态有效性问题。事实上，作者在文中也认识到这些问题，比如，在得出“对中国电影了解程度”的统计数字之后，作者说“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调查对象为来华留学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14]（P341）而对调查选题本身更为科学的调查结论依然是悬而未决的。

可见，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定性和定量综合研究，依然处于起始阶段，需要深入的探讨。借用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有以下几个途径：1）将定性分析作为形成假设的途径，然后通过定量实验来检验这种假设；2）同时搜集定量与定性的资料，两种方法互补使用；3）用定性资料来帮助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4）对定性资料做量化分析。[15]（P83）在此研究方法指导下，可以预见，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一定会逐步向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结论的普适性上靠拢。

    二 电影理论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交叉

关于电影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跨学科的痕迹。巴赞、克拉考尔、巴拉兹、爱因汉姆、爱森斯坦等人的研究与哲学、美学、戏剧、心理学等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麦茨、鲍德里等人的研究则受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理论的影响很大。这些理论为电影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解释、预测和控制”的词汇、逻辑，以及方法。同理，在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过程中，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借鉴与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跨文化传播理论是建立在人际间传播群体或个体之上的，但是它的概念、议题却为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深入化提供了视角和语汇。

第一，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前提的研究可以借鉴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巴尼特和金启德的文化聚合理论、霍夫斯德的文化变异性维度理论。第二，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可能性的研究，可以借鉴史达洛斯特和陈国明提出的全球倾听模式、楚帕奇和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第三，关于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策略的研究，可以借鉴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菲利普斯的言语代码理论等。

以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为例，电影与其双维度模型理论和“整合”策略都很契合。首先，文化适应理论的双维度模型理论认为跨文化适应同时拥有保持传统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的两种维度。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也遵循这两种维度。一方面，中国电影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异文化观众文化背景，减少误读。其次，“整合”策略在文化适应理论中是指文化适应者既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同时也想和异文化群体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的一种策略。很显然，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视域中进行“整合”，也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适应策略之一。

可见，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借用和转换，从某种程度上会促进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从粗放向精细转化。

综上，文化、影像表达、好莱坞电影是笔者为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勾勒的三个支点，交叉和综合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工具，传播学者斯蒂芬·李特约翰说过，理论指引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在前辈学者对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一定会形成成熟而科学的研究范式。

 

 

参 考 文 献

 

 [1]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姜飞．传播与文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3]石川．简论夏衍的电影输出思想[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0，（4）．

 [4]冯天瑜．文化守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5]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6]张国涛.传播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7][英]吉尔·布兰斯顿．电影与文化的现代性[M]．闻钧、韩金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李炯英．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20年述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6）．

 [10]陈国明．“跨文化传播”术语和学科的生成发展[J]．学术研究，2012，（11）．   

 [11]姜飞．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三十年探讨(1978-2008)[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5）．

 [12]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

 [13]马颖，蒲十周．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异同[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14]李艳．对当前中国电影产品跨文化传播状况的实证调查——以在京外国留学生为调查对象[J].中国

     文化产业评论，2013，（1）．

 [15]关世杰．十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学科发展的瓶

     颈[J]．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2006．

 

 

 

附：论文刊于《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