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媒介的话语建构分析：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例

周宇豪

（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媒介话语建构通过系统性符码创造传递给受众，与受众个体原有认知系统发生交互反应，再由受众本身对媒介符码进行分析、判断，进而建构新的意义。媒介与社会事实以及媒介与个人意见和公众舆论的关系既是媒介话语建构的体现，也是媒介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媒介建构主要体系在符号现实、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互动建构性，这些现实集中关注媒介内容选择过程中的“权力”以及受众对媒介所提供内容阐释的“意义”。

【关键词】媒介；话语建构；中原经济区；区域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建构理论的诞生，媒介建构理论也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新闻报道等形式有选择性地对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形成媒介话语并传播给社会公众。著名新闻社会学家塔克曼在《制造新闻》一书中指出，新闻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建构。“新闻是在其信源素材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版本。它既是一种叙事，也是一种媒体再现，还是一种对原有事件、言辞和行为的选择性描述。正如所有的公共性记录一样，新闻是一种被构建出来的现实，其自身具有内在的合理性。”[①]根据媒介建构理论，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模式化和可预测的方式，对社会现实中的真实形象进行架构，从而建构符码意义并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媒介话语建构通过系统性符码创造传递给受众，与受众个体原有认知系统发生交互反应，再由受众本身对媒介符码进行分析、判断及解码，进而建构新的意义。媒介与社会事实以及媒介与个人意见和公众舆论的关系既是媒介话语建构的体现，也是媒介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媒介话语建构主要体现在符号现实、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互动建构性，这些现实集中关注媒介内容选择过程中的“权力”以及受众对媒介所提供内容阐释的“意义”。媒介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通过文化批评或内容分析的方法来实现，从而发现媒介“权力”的运作机制及过程和“意义”的生成。本文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例，就区域发展中媒介话语建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技术基础进行分析和探讨，并进而探究媒介话语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政治、经济、技术和人文原因。

一．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媒介话语建构及其社会基础

（一）中原经济区的概念及媒介话语建构的意义

媒介话语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围绕社会发展核心目标引导公众形成有效的、与其它社会力量可以良性互动的社会舆论。媒介舆论作为媒介话语建构的过程和结果，构成了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综合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媒介舆论自上而下聚合地反映政府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部署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过程和具体实施步骤的方式、方法成为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不仅如此，媒介舆论在表达普通社会公众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立场、态度和参与程度以及怎样对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及组织行为进行评议，从而有效督促国家机关及地方政府切实兑现建设承诺，实现公众与政府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的良性互动过程中也发挥着其它力量不可比拟的作用。

中原经济区是指以郑州都市区为核心、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地处中国中心地带，是全国主体功能区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地理位置重要、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中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中原经济区战略定位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中原经济区建设主流舆论的形成、传播与引导离不开媒体的新闻报道，而媒体的重要功能就是通过新闻报道制造舆论、引导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议程设置”，用最终形成的正向公众舆论力量来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发展进程。

（二）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媒介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分析探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媒介话语的建构及这种建构与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本次调查目标群体年龄集中在18岁到60岁，其中18—25岁群体占42.02%，25—40岁群体占43.52%，40岁以上的群体占12%；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企事业单位职工、媒体工作者和学生群体；学历以本科为主，大专和研究生以上学历各占20%。

对中原经济区建设获取信息渠道的调查表明，44.07%的人以网络为主要获取渠道，26.47%的人以电视为主要获取渠道，18.96%的人以报纸为主要获取渠道。

由此可见，传统媒体在大众传播中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对于媒体特性的要求多集中于时效性、使用的方便程度以及信息量大三个方面，对于公信度和内容可读性的要求居于次要地位。在关于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了解程度的调查中，51.16%的被调查者表示部分了解，34.79%的人仅仅知道，只有5.73%的人了解非常全面。在媒体有关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开始集中报道的2010年，只有20%的被调查者关注中原经济区的报道，大多数人是2011年甚至是2012年才知晓“中原经济区”这一关键词。对于媒体所发布的关于中原经济区的信息，63%的被调查者认为大部分可信，只有1%的人认为不可信。

在媒体舆论功能的认知上，60%的人认为其实质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六成以上的人认为媒体舆论功能具体含义包括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近五成的人认为包含政治宣传。43%的人认为媒体在中原经济区舆论传播中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28%的人认为媒体引发舆论，仅有不到6%的人认为媒体操纵舆论。关于媒体形象问题，44.75%的人持中立态度，认为媒体是公共舆论的引导者，近44%的人认为媒体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揭露社会问题，仅有11%的人认为目前媒体只追求利益，不考虑新闻后果。

对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报道内容，人们最关注的是民生问题，比重高达77%，其次是经济建设，再次才是国家政策。而媒体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舆论功能发挥重点集中在国家政策的宣传上，其次是社会发展现状，再次才是百姓生活，突发性公共事件只占16.3%。因此在群体性事件的认知上，只有8%的人全都知道，大部分人们认知度偏低，42.56%的人认为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全面性是吸引受众的最主要因素，事件价值和报道及时性居于次要地位。媒体关于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对受众的心理和情绪也产生了重要作用，约68%的人认为通过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加深了对现实的了解，心理和情绪得到有效安抚。此外，大多数人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影响是积极的，主要表现是反映了社会现实，增加对社会的了解，有指导和警示作用，增强防范意识，促进发展。

“一文九论十八谈”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媒体舆论功能的具体体现，是媒体营造舆论环境的重要举措。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约27%的人对“何平九论”和“十八谈”了解程度较高。其中“十八谈”的关注度高于“何平九论”，原因主要是“十八谈”通过电视媒介呈现，更直观形象。同时“十八谈”更加贴近生活实际，说服力更强。大部分人认为“一文九论十八谈”的实质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理论先导，这符合“舆论先行官”的说法，人们认为其舆论意义体现了媒介正舆论场的积极作用。关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舆论环境，46.79%的人认为正面报道居多，13.1%的人认为负面报道居多。40%的人认为公民参与度不足，问题揭露不够，49%的人认为舆论环境良好。

在媒体舆论传播的效果层面，约77%的人对中原经济区建设持积极态度，表示支持和赞同。对于媒体的大量集中报道，近七成的人认为告知效果显著，促进社会热点的形成，也有两成的人感到信息量过大，重复率太高，公众产生逆反心理，在态度转变上，仅有18.96%的人改变了固有看法，多数人只是加深了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了解。关于媒体舆论功能的作用机制，39.7%的人认为政府的政策宣传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中舆论形成的主要力量，34.11%的人认为其主要力量是媒体的议程设置。约70%的人对媒体舆论传播中鲜明的倾向性持肯定态度，30%的人认为媒体应该客观公正。对于媒体舆论功能的负面影响原因，报道倾向极端化、虚假报道以及媒体责任缺失位居前列。因此大多数人建议媒体应该提高自身素质，同时还应该健全法律制度和加强监管问责。在舆论引导问题上，近50%的人认为目前媒体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舆论引导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过度宣传。35.74%的人认为舆论引导种种问题的根源是媒体的社会责任，26.88%的人认为是政府的决策，也有20.87%的人认为是公民的个人素质，仅有16.51%的人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对于如何正确引导舆论，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尊重客观事实，贴近普通民众。

二．区域社会发展中媒介话语建构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内容失衡

传播内容是舆论形成的基础，也是媒介承载的信息的总和，它构成传播活动的最重要环节。媒介的价值必须通过传播内容来体现。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媒介报道内容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新闻报道单向化。“正面报道”过多、宣传过度是中原经济区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坚持正面宣传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项重要方针政策，是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但是，凡事都必须有度。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许多新闻作品往往为了满足把握导向的需要，忽略了新闻最本质的客观真实、服务群众的规律要求，旋律激昂但内容空洞，成就斐然却远离群众，从而使很多正面报道成为群众眼中的 “应景之作”、“空中楼阁”，不仅难以吸引读者关注，也使受众对报道内容产生反感甚至质疑。

2.新闻报道极端化。所谓极端化就是新闻报道中对正面或负面内容的绝对化。在有关中原经济区的报道中，省内媒体的报道基本为正面，而涉及问题的报道则多见于省外和主流新媒体。媒体新闻报道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性，对方针政策的报道过程不仅要对政府负责，还要对公众和社会负责。如果新闻报道顾此失彼，就会让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下降，公众舆论逆向发展。

3.新闻报道量失衡。媒介对公共政策的报道数量能够对受众心理产生强大影响，从而影响舆论的导向。媒体在中原经济区的报道量上出现了失衡，常见的现象是对成果的宣传、政策的颂扬。虽然也有负面的群体性公共事件报道，但是这些信息却是通过网络媒体重复转载，从而使受众感到厌烦，产生逆反心理。

（二）传播效果不理想

作为评估传播活动的传播效果指受传者接收信息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如此，传播效果还包括信息共享、兴趣养成、知识承接、情绪反应、审美愉悦、认同一致、态度转变和行为改变等因素。[②]传播效果是大众媒介舆论传播过程中最能体现传播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因素，因为它能非常直观地反映出媒介信息被传播出去后的公众态度，不好的传播效果意味着传播活动的失败。区域发展中，媒介传播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舆论环境拟态化。拟态化源自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现实环境的真实反映，而是媒介通过信息加工和选择重新构建的新的信息环境，由于这种加工和选择是在媒介内部进行，人们通常无法察觉，因而会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当信息环境与客观现实脱离甚远的时候，人们才会在巨大的落差中清醒，于是媒介的舆论引导也以失败告终。对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问卷调查显示，人们对此区域舆论环境的看法并不乐观。中原经济区建设属于政策性议题，被看做是公共议程上要诸多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公共政策所起的作用常常不是解决社会难题，而是将对那些问题的反应机制化，将对公共议题的反应进行政策机制化就是政府发展的方式”。[③]政府和媒体旨在通过议程设置营造一种利于政策事态发展的舆论氛围，来实现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但这种目的常常不为公众所理解。

2.舆论传播知晓度低。培养知晓型公众是舆论传播的核心任务。媒体对于中原经济区的报道，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广而告之”的效果。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信息知晓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关键性事件的知晓度普遍偏低，“何平九论”和“十八谈”声势浩大，可是在知晓度调查中却十分惨淡，人们普遍认为所谓的强大舆论场是党报主流地位和政府的支持，而不是政论报道本身的价值决定的，媒体这种主动设置议题的方式不是以受众需求为前提，而是以政府和媒体自身的利益为前提，为了制造某种舆论而设置议题，往往会适得其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报道，知晓度也很低，群体性事件多为负面报道，中原经济区建设需要正面舆论场的支撑，因此媒体乃至政府会落入“报喜不报忧”的误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媒体与政府会犹疑该如何发布信息，这种犹疑就导致媒体与政府在舆论传播中处于被动地位。此外，对于中原经济区的宣传报道，多集中于河南省内媒体，其他省份报道零星稀少，而在省内也是《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等官方媒体主打，这种“金鸡独立”的模式阻碍了信息流通的渠道，广而告之难上加难。

（三）传播技术的困扰

新媒介技术的进步给媒介和社会带来了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困扰。

1.传统媒体竞争弱势化。麦克卢汉曾说：“新媒介并不是旧媒介的增加，它也不会让旧媒介得到安宁。它永远不会停止对旧媒介的压迫，直到它为旧媒介找到新的形态和地位。”[④]网络技术支持下新兴媒介成为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党报和电视台推出大型典型报道，却没有足够的受众群体。如：“九论十八谈”首先是通过报纸和电视传播，此类媒介的受众被网络媒体大量分流，尽管有部分受众对此信息有所了解，多数也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

2.新媒体舆论引导困难。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海量、匿名性等特征，使得媒体舆论引导与控制更为困难和复杂。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使公共舆论变得庞杂而肤浅，新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任意贴标签来吸引公众关注并藉此希望形成强大的舆论的做法，只会推动官民矛盾升级，强化人们的仇富心理。

3.新媒体受众心理复杂化。网民又被称为新兴受众群体，其自身的独特性以及基于互联网形成的一系列受众心理给舆论形成和引导带来了巨大威胁和挑战。根据“沉默的螺旋”理论，多数意见的压力在网民中有着很好的体现。但网络的匿名性却增加了对这种压力的无视与无畏，弱化了网民的责任感。因此，网络舆论总是呈现一种跟风、极端、一呼百应的态势，而网民的情绪发泄也超越了对于舆论事件本身的关注。

（四）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化

传播是媒体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除了信息的传播，还必须对权力机关进行监督，即舆论监督功能，这是媒体权力与义务的重要构成，是媒体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的重要表现。传播是一种强大的权力，要使这种权力正确平衡地运行，就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传播功能一旦名不副实，就会使公众对媒介和政府产生质疑，信任度降低。

1.舆论监督只喊口号。网络反腐成为热潮，这给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看似民主的媒介环境，传统媒体“记者不能曝”，那么就让“网友曝”。事实上本质并未改变，“网民在网上反映问题，相关部门或单位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查谁发的帖”，很少有人关心帖子所反映问题的真伪，在他们看来，只要找到发帖者，对其进行“批评教育”，那问题自然就解决了。[⑤]评论与发帖都需要严格的身份审核，包括发布的内容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审核，这不仅增加了“把关”程序，也削弱了媒介舆论监督的功能。

2.“舆论审判”现象愈演愈烈。作为网络爆料的第一选择，微博正逐渐发展成为新的舆论监督场。在“微传播”中截取涉事主体的一句话或一幅图等以点燃舆情的舆论监督方式，我们不妨称之为“断章取义”式舆论监督。“断章取义”式“微监督”进行有效舆论监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遭人非议”的新闻伦理尴尬：无论是在140个字一幅图的有限篇幅中把矛盾最激烈的断面呈现出来做“微传播”，还是将问题最显著的细节发掘出来做惊诧眼球的“标题党”，都可能使博友在评论转发的过程中只考虑到断面预设的话语方向，而模糊或忽视整体的、具体的话语情境，终以“一己之揣度”作出并不全面的是非判断。

三．媒介话语建构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因素

媒介话语建构受制约的最根本性因素是经济，或者说经济因素是媒体舆论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普列汉诺夫认为：“舆论的方向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而社会关系是由深刻改变经济面貌的生产力发展而成的。”[⑥]经济发达的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媒体影响力与知名度都远远超过了内陆媒体，如《南方都市报》、上海东风卫视、湖南卫视、凤凰卫视等，这些媒体不仅已经形成了强大品牌，深入人心，而且在经济实力上也不是中西部媒体所能望其项背的。以市场为导向性的社会中，媒体与商业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舆论传播研究者的重要旨趣。舆论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强化，其中以赫尔曼和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理论最为典型，他们认为在阶级利益冲突和财富集中的社会中，媒体生产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系统性宣传”，大众传媒完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金钱和权力通过一系列的“过滤”使得大众传媒只向公众传播对它们有利的信息内容。[⑦]（二）传播因素

媒介话语建构了一个公共平台，维护公共舆论形成的公共领域。这是媒体工具性并体现公共性的最好证明。公众在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媒介构建的公共领域进行批判性的讨论，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运行。换句话说，公共领域本质上是由社会中的大众传播媒介组成的，事实和观念通过媒介进行汇聚、传播和交流，集体政治性活动所依赖的共享信息在其中累积。从媒介舆论传播的特征来看，媒介的舆论传播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舆论表达往往由一系列主观的评价判断所组成：好与坏，美与丑，对与错，赞成与反对。媒介舆论传播主体离不开社会人，每个社会人都会依据自身的生活体验、知识储备、既有价值观以及个人利益需求等对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判断和意见表达。就像盲人摸象，虽然人们进行评价的对象是客观事物，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则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此外，由于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教育普及不平衡，媒介舆论传播的专业化与广大受众现实知识水平不相符，导致专业化媒介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的流通，不利于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经济领域的报道是主打，在许多新闻报道中都涉及到经济区的一些项目、工程、技术或有关经济的一般规律、政策和构想。但是，这些专业化的语言和表述让部分受众无法理解，从而不能够达到获得认同甚至是广泛告知的效果。

（三）政治因素

政治对传媒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特定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取向。动态地看，媒介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充分利用媒介不断地渗透和宣传的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媒体是当代政治合法化的基础性工具。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反映社会现实，更为政治提供舞台。在对中原经济区舆论引导种种问题的根源调查中，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决策或者说政治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媒体进行新闻报道，选择什么样的事实，采取什么样的报道手段，都必须合法合理，遵循一定的新闻制度，同时也必须符合政府的形象与立场。中原经济区的新闻报道政治性不言而喻，每一则新闻报道都经过层层把关，而最原始的一道关卡就是政治制度，要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要求，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些“把关人”是广大受众不一定看得到的。因此，在对于某些群体性事件和政治敏感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会成为政府的替罪羊，变成众矢之的。

（四）媒介因素

媒介舆论对特定社会价值的建构或破坏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广泛和持续不断的传播活动得以实现。从政治传播角度出发，媒介舆论对个人政治人格可以起到塑造或毁灭的作用。作为舆论形成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可以直观反映政治人物和政治行为的声誉。因此，政治性报道在特定时期既可以为政治组织或个人制造声势，还可以对政治组织和人物形象进行诋毁和撕裂。此外，在重大社会变革时期，媒介的舆论传播活动为社会政治体系的创新和变革发挥先导作用。不仅如此，大众传媒还是引发或者应对社会危机的有力工具。社会危机往往形成于媒介的大量宣传报道之后。就此而言，很多社会危机可以说是媒体报道危机。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忧虑，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运用媒介权力进行舆论宣传无可厚非，但不可弱化责任，滥用权力，给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媒介力量与社会其他力量的发展趋势不会是单方面的此消彼长，而需要在双方力量相互消长、磨合、适应的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进而保持和谐关系。

（五）受众因素

首先，受众是媒介舆论形成的主要力量。受众的主观性决定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偏见使纯理性的公众舆论不可能存在。媒体能够决定受众想什么，但是不能决定受众怎么想，面对非理性的公众群体，媒体的舆论引导初衷与现实舆论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媒介建构论认为新闻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现实”，是媒体建构现实。在新媒体时代，受众也成为建构主义的主体延伸，公众舆论即受众建构起来的“现实”与媒体建构的“现实”并非完全一致，甚至背道而驰，公众的主观性导致媒体无法准确引导舆论。在关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报道中，媒体多数的报道目的是积极而美好的，但是公众的理解不是媒体能够掌控的，同一新闻报道，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理解，就会形成不同的舆论意见。

其次，意见领袖是受众群体中的特殊群体。在媒介舆论传播中，有些人会通过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社会经验、人际交往等因素对已有的媒介信息作“二次解读”，这些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见领袖”。

权威的“意见领袖”在受众群体中的地位和威信是凭借他们对于事件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中，意见领袖往往具有影响众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倾向的能力。还有一种民间意见领袖，通常是民意的代表，会就某一热点事件进行解释，将受众的感情拢聚到一起，在某一个热点事件中汇集受众的注意力，引导受众认知，加深受众了解，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及时提醒受众加以行动。渲染热点事件，激发受众认同意见后共同采取相应的行动是意见领袖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意见领袖擅长采用夸张、煽情等艺术化手段来增强公共事件的感染力。但是意见领袖不外乎人，也具有非理性特点，可能会错误的解读信息，这在舆论传播中是尤其可怕的。意见领袖如果与政府缺少沟通能力和对话，沟通渠道不畅，沟通机制不完善，他们对政府的种种误读就会影响到公众。意见领袖的意见尤其涉及到政治、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敏感事件时，如若这些言论具有煽动性，就很容易误导受众认知，从而引发公众的不良行为，极有可能演化为“集合行为”。社会舆论一旦被激化，便有可能产生暴力性的集合行为，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集合行为指的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聚集现象，它多以群集、恐慌、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会造成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⑧]。

再次，中原经济区地处人口密集区，有着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中原经济区的受众群体以农村人口为主，城市人口次之。在教育程度上，尽管河南等省份属于教育重点区域，高分区，但是高学历人才的流失也是可怕的。因此，中原经济区的主要受众群体在素质构成中处于中等水平。在新媒介环境下，形成的网络受众群体具有更加广泛的不确定性，加之受众的素质水平影响，也给中原经济区媒介舆论传播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意见领袖的存在又增加了媒介舆论传播的不确定因素。中原经济区中存在的意见领袖也数不胜数，如政府官员、新闻发言人、媒体从业人员、以及与新媒体结合产生的各类官方网站和微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信息的解读和传递，但也使舆论传播更加复杂化。

四．结论

媒介舆论作为连接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纽带，具有工具性和主观能动性。政府、媒体、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创造中原经济区建设和谐舆论环境的重要前提，其中离不开媒介舆论所搭建的沟通桥梁。媒体新闻报道既要符合政府的基本政策，又要满足公众的一般需求，这是媒体舆论功能桥梁纽带作用的根本要求。作为媒介舆论核心功能的议程设置是媒介舆论引导的主要手段。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决定人们思考的主题，从而形成相应的媒介舆论。对中原经济区建设来讲，媒介舆论价值导向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其舆论价值导向必须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流价值观念一致，这是实现媒体舆论传播效果的基本保证。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媒介舆论往往能够主导事态的动向。媒介舆论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和行政能力。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