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传播在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应用
——基于河南省原阳县留守流动儿童学校的案例研究
郑素侠
内容提要 作为发展传播学的一种工作方法,参与式传播所发展的双向互动、平等对话的工作模式,为唤醒弱势者的自我意识,帮助弱势者发出声音、发展自我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本文以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的原阳县留守流动儿童学校作为研究案例,将参与式传播的工作方法应用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之中,考察了参与式传播在帮助留守儿童重获自尊与自信、增强自身行动能力方面的赋权意义,并对赋权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参与式传播 留守儿童 媒介素养教育
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银行贫困问题研究小组在全球60个国家的60000多名贫困者中开展了一项大型的参与式研究——“与贫困群体对话”。研究小组在报告中指出,贫民,而非援助者,应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主体——让那些正在经历贫困的人们告诉公众贫困是什么,通过他们自己的声音直接反映贫困问题的严峻现实,比那些置身事外、隔岸观火式的“专家建议”更有益于贫困问题的解决。[[1]]2005—200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共同资助、多家媒体及社会力量参与的项目——“寻找一种声音”(Finding a Voice),在印度、印尼、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共15个贫困社区开展,为实现媒体与贫困社区的互动、帮助穷人发出声音做出了努力。[[2]]上述两项大型项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即为发展传播学中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参与式传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即将媒介作为弱势群体表达自我、相互沟通的工具,鼓励弱势者主动参与到信息传播之中去,以使他们的声音和诉求被社会上更多的人听到。
鉴于参与式传播所倡导的传播公平、平等对话的价值取向,本文尝试将参与式传播的理念、工作方法应用到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并对参与式传播在留守儿童身上产生的赋权效果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处于探索阶段的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近些年来,随着外出务工劳动力队伍的壮大,农村留守儿童的总体规模在扩大。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55万,主要集中在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河南等省。在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已超过50%,即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村儿童是留守儿童。该报告同时还披露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数字:独居留守儿童(无长辈照看,跟兄弟姐妹一起或独自生活)已多达205.7万,占留守儿童比例的3.37%。[[3]]
由于亲情的缺位、家庭关系的残缺,留守儿童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种种问题,因此在现有学术文献中,留守儿童常被视为“问题儿童”[[4]],他们可能出现心理失衡、性格抑郁、道德失范,易出现反社会行为等,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学者们发现,由于父母监管的缺失,媒介替代性地占据了留守儿童生活的核心,他们比常规儿童更沉迷于电视、网络等媒介交流,媒介成为他们的“精神保姆”。[[5]]
在留守儿童身心快速发展、道德观念和知识结构尚未成熟,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对他们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培养他们通过媒介获取学习和生活必需信息的能力,以及理性解读媒介信息的能力,让他们学会通过媒介表达自我,发出声音,进而获得自信与自尊,是本研究要致力完成的工作。
2013年7月6日—13日,利用高校暑假期间,研究者带领8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志愿者,在劳务输出大省——河南省的原阳县留守流动儿童学校[[6]]开展了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项目。本项目借鉴了参与式传播的理念,并将参与式方法充分运用到研究的每个环节,以保证每个留守儿童都能够主动参与到项目中来。下面结合该项目的实施情况,探讨参与式传播在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应用。
二、研究设计
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在于,使公众正确理解媒介的社会功能,学会高效地传播信息[[7]];发展表达自我的能力,在社会上发出声音[[8]],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9]]。基于这样的目标,借鉴参与式传播的理念与工作方法,研究者将面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设计成两部分:①课堂学习;②课外活动。
(一)课堂学习部分
鉴于目前国内尚无较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可供借鉴,研究者参考英国[[10]][[11]]、美国[[12]]开展青少年媒介素养课程的内容,以及我国台湾省将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融入相关课程的做法[[13]]来拟订课堂学习的内容,并编写成教材。2012年7月,研究者在河南省新郑市八千乡梅河小学30名留守儿童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活动时,曾试用了该教材,并根据试用情况对教材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2013年6月初,研究者赴原阳县留守流动学校洽谈合作事宜,并选择两名教师与志愿者一起参与项目的培训。培训结束后,两名教师负责向留守儿童讲解教材内容,组织讨论,并将留守儿童的想法和建议以书面的形式反馈给研究者。这是留守儿童参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一步。
充分吸纳留守儿童的想法和诉求后,研究者对课堂学习的内容进行了再次修订和完善,并加强了课堂互动环节的设计。用于课堂学习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参与式传播视角下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课堂学习部分)
课程名称 |
课程内容 |
课程重点 |
新闻是什么 |
1.想一想:要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通常通过什么渠道/方式呢?播放一则电视新闻,启发留守儿童关注“新闻”的话题。 2.说一说:用自己话给“新闻”下定义。 3.试一试:找出新闻稿中包含的五个要素。 |
1.了解新闻的定义。 2.知晓新闻的五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 |
我爱看电视 |
分组讨论: 问题a:为什么喜欢看电视? 问题b:电视可以给生活带来哪些方便? 问题c:长时间看电视有什么坏处? |
学会合理安排看电视的时间,养成良好的看电视习惯。 |
偶像我爱你 |
1.播放两则视频:央视《开讲了》栏目之周杰伦《你可以不平凡》、乌克兰达人秀《我帮奶奶找回逝去的青春》。 2.分组讨论:明星为什么受欢迎? 3.自由发言:我们应该向明星学习什么? |
1.通过真实案例,让留守儿童了解到明星背后的付出。 2.学习明星身上的长处。 |
广告的秘密 |
1.播放两则广告视频:姚明版可口可乐广告、高君雨版步步高点读机广告。 2.分组讨论:广告是用什么手段来吸引人的? |
1.学会区分广告与新闻。 2.了解广告的劝服手法。 3.反思广告对自己的影响。 |
我爱上网 |
1.分组讨论: 问题a:为什么喜欢上网? 问题b:是不是常有因为上网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情况? 2.志愿者用PPT展示对小学生学习有帮助的网站。 3.动手订计划:让网络成为学习、生活的好帮手。 |
1.了解哪些网站对学习有帮助。 2.了解网络的“双刃剑”效应,学会合理地使用网络。 |
一场游戏一场梦 |
1.自由发言:列举出平时爱玩的网络游戏。 2.辩论赛:网络游戏的好处与坏处。 3.动手订计划:远离网络游戏。 |
认识沉迷网络游戏的危害。 |
坏消息,我不怕 |
1.播放一组关于“坏消息”的视频。 2.分组讨论:“坏消息”有哪些特征? 3.志愿者讲解:为什么“坏消息”这么“多”? 4.自由发言:如何正确看待“坏消息”? |
1.认识“坏消息”的共同特征。 2.明白“坏消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将新闻媒体反映的现实等同于真实的社会现实。 |
(二)课外活动部分
关于课外活动的内容设计,研究者主要借鉴欧盟CHICAM(Children in Communication about Migration)项目[[14]]通过参与式传播的手段促进移民儿童融入当地社会的做法,并充分考虑本项目所计划达致的目标:①通过学习,使留守儿童掌握一定的媒介操作技能,并能利用媒介来表达自我,发出声音;②通过参与活动,提升留守儿童的表达意识和表达能力,并使他们获得自信和自尊;③培养留守儿童的批判能力和理性对待媒介信息的能力。课外活动的内容如表2所示。
表2 参与式传播视角下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课外活动部分)
活动名称 |
活动内容 |
学习重点 |
镜头对着我 |
志愿者教留守儿童如何操作照相机,并将照相机交到他们手中,让他们拍摄自己身边的同学、老师、宿舍等生活场景。 |
让留守儿童以自己的视角,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自我展现。 |
我们的成长故事 |
鼓励留守儿童走上讲台,大胆讲出成长过程中给自己留下深刻记忆的经历,并讲明为什么难以忘怀。 |
培养留守儿童的表达意识和表达能力,以帮助他们获得自信和自尊。 |
我会做广告 |
将留守儿童分组,每组设计出一个广告创意,并上台表演。志愿者对他们的广告创意进行辅导和点评,帮助他们对创意进行完善。 |
培养留守儿童的表达能力和思考、创意能力,并通过自我展示获得自信;让留守儿童从活动中体会到广告的创意手法及其诱导受众消费的技巧,培养他们自觉抵制广告影响、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 |
以上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课堂学习部分与课外活动部分,研究者带领志愿者于2013年7月6日——13日共8天时间开展完毕。项目结束后,志愿者与参与项目的留守儿童通过QQ、微信等方式保持联系,继续观察、记录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状态及变化,并对他们的媒介接触和使用进行及时的干预和指导。
三、研究发现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研究者与志愿者通过观察、个人访谈、焦点团体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留守儿童在获取媒介知识、掌握媒介操作技能、养成良好媒介接触习惯、培养批判思考能力以及重获自尊与自信等方面的变化。根据观察和访谈记录,研究者对对留守儿童在项目中的参与情况与自身发生的变化进行总结,以从中检视参与式传播在该项目中的运用效果。
(一)课堂学习中留守儿童的参与和反馈
根据原阳县留守流动儿童学校班主任提供的定性资料,留守儿童在个性上较为敏感、固执,课堂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学业成绩明显劣于非留守儿童[[15]]。在课堂学习中,志愿者通过物质奖励、口头表扬等方式,激发留守儿童参与的积极性。在志愿者的鼓励下,34名留守儿童由最初的腼腆、羞怯,到逐渐绽放童真,开始积极参与分组讨论和自由发言。下面择其要者简述。
在“新闻是什么”环节,留守儿童认为“新闻就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事情”、“新闻就是新鲜(的事儿)”。
在“我爱看电视”环节,留守儿童对分组讨论的问题做出如下回答:
问题a“为什么喜欢看电视?”——“想念爸爸妈妈”、“觉得无聊”、“有时心情不好”。
问题b“电视可以给生活带来哪些方便?”——“通过电视可以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问题c“长时间看电视有什么坏处?”——“眼睛酸痛”、“眼睛近视了”、“作业没完成”、长时间坐着损害健康”。
该环节结束后,每位留守儿童完成一份书面的“电视收看计划”,写明自己应该在哪些时段看电视,看哪些频道。
在“偶像我爱你”环节,留守儿童认为明星受欢迎的原因是“漂亮”、“气质好”、“频繁在电视上露面”、“明星扮演的角色受欢迎”;认为应该向明星学习“不害怕失败”、“不怕困难”、“能吃苦”。
在“广告的秘密”环节,留守儿童认为广告通过以下手段来吸引消费者:①夸大商品的优点;②请明星“助阵”,借助明星的影响力。
在“我爱上网”环节,34名留守儿童中,有16名留守儿童承认自己迷恋上网,且常因上网而没有按时完成作业;10名留守儿童表示“喜欢上网”,但受客观条件限制(家里没条件购置电脑和网络),只能偶尔上去同学或邻居家上网。另有8名同学表示喜欢看电视胜过上网。在志愿者的建议下,26名上网的留守儿童分别完成一份书面的“合理上网计划”,检视自身的上网习惯,并表示按照“计划”中的约定,实施2周。
在“一场游戏一场梦”环节,26名上过网的留守儿童承认玩过网络游戏,其中16名留守儿童承认“上网就是为了玩游戏”。在辩论赛中,留守儿童列举的网络游戏的好处有“放松”、“忘掉烦恼”、“(玩游戏时)觉得自己很强大,获得自信”;列举的网络游戏的坏处是“眼睛用坏了”、“对健康有损害”、“耽搁了写作业”、“被老师批评”、“成绩下降”。26名留守儿童分别完成一份书面的“远离网络游戏计划”,反思网络游戏的不良影响,并表示按照“计划”中的约定,逐步减少玩游戏的时间和次数。
在“坏消息,我不怕”环节,留守儿童列出“坏消息”的共同特征是会令人“害怕”、“紧张”、“缺少安全感”、“认为坏人很多”。通过志愿者的讲解,留守儿童们认为:“坏消息”不可怕,因为“世上还是好人多”,而且“电视就爱报坏消息”;如果自己遇到“坏消息”,就“向老师、同学求助”,或者“打110报警”。
(二)课外活动中留守儿童的参与和反馈
为了解留守儿童在参与课外活动前的表现,志愿者在 “镜头对着我”、“我们的成长故事”、“我会做广告”3个环节开展之初,就如下问题进行了口头调查:
(1)是否亲自操作过照相机?
由于照相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奢侈品”,参与项目的留守儿童表示只见过照相机,但从来没有操作过。
(2)愿意当着大家的面讲述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参与项目的留守儿童多表示沉默。为鼓励留守儿童大胆地表达自我,并为他们做出示范,志愿者轮流在讲台上讲述自己的一段难忘经历,并分析“为什么如此难忘”。
(3)你认为电视上的广告多吗?想不想自己设计一则广告?
留守儿童一致认为当今电视上广告“非常多”。但对如何去设计一则广告,他们露出迷茫、困惑的神情。志愿者启发他们首先选择广告商品,其次思考广告语与表现手法,并启发他们反思广告诱导消费者的技巧。
以上3个环节中,由于有了更多的机会介入到活动的发起和策划,留守儿童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激发。具体表现如下:
在“镜头对着我”环节,留守儿童们对照相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围着志愿者咨询相机的各种功能。操作照相机的过程中,留守儿童们焕发出强烈的喜悦和自信。
留守女童小静和小宁合作,拍下的场景有:①两名女童模仿明星杨幂的表情,并做出可爱的手势;②一名女童趴在宿舍的床上看故事书;③女童们跟一位女老师偎依在一起;④在宿舍,两名关系要好的女童在分享零食。
留守男童们拍下的场景有:①一名男同学在打乒乓球;②两名男童偎在他们喜欢的一名志愿者哥哥身边,并作出可爱的手势;③几名男童以瓶盖为道具玩跳棋;④校园里的静物,如升旗杆、长椅、一排水龙头等。
留守儿童们对照相机的操作还不够熟练,所拍的图片在取景、构图上质量不高,但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展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对明星的崇拜,对老师和志愿者的喜爱,友情的分享,安静的校园等。
在“我们的成长故事”环节,3名女童报名自愿上台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女童小露(10岁)讲了一个“找妈妈”的故事:
去年暑假,爸爸带着我去郑州找妈妈。妈妈在一家服装店打工。爸爸带着我去了妈妈住的出租屋,但是妈妈不在。爸爸带着我就在路口等妈妈。等呀等呀,一直等到晚上九点,终于看到妈妈远远地走过来了。看到我,妈妈感到很惊喜,一下子抱住了我。她还以为是别人家的孩子呢。
女童小灿(10岁)讲述了跟着爸爸妈妈逛动物园时的所见所感:
爸爸妈妈在郑州打工。去年暑假,我去郑州找爸爸妈妈,他俩带我去动物园玩。在动物园,我看到了可爱的猴子、大象、兔子。我还看到了袋鼠。小袋鼠趴在妈妈怀里,那么温暖。看到这,我哭了,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半年才回家一次。
女童小宁(11岁)的爸爸长期在阿尔及利亚务工(劳务输出)。她讲述了与弟弟妹妹相处的感受:
我一直跟着奶奶住。妹妹出生后,妈妈忙着照顾弟弟,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弟弟出生后,我更感到不高兴,不想搭理他们(妈妈和妹妹、弟弟),甚至恨他们。有一次放学后我跟弟弟、妹妹玩,发现他俩很可爱,也很喜欢我。(从那以后)我觉得爱应该是无私的,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冷落弟弟、妹妹了。
3名留守女童讲述的故事,主题惊人地一致:亲情。可见她们内心深处对亲情的渴望,对与父母及家人团聚的渴求。
在“我会做广告”的环节,当将主动权交给留守儿童后,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留守儿童创意的广告产品多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关:
(1)方便面(经常吃的一种食品);
(2)驱蚊花露水(晚上睡觉时常被蚊虫叮咬);
(3)洗发水(经常用的一种日用品);
(4)漂亮时装(女童们幻想穿上模特身上的时装,走在T型台上);
(5)照相机(“镜头对着我”环节中,他们对操作照相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6)“爸爸”。有一组留守儿童邀请一名男性志愿者协助他们完成广告表演:让这名志愿者充当“爸爸”,广告语是:这名爸爸学识渊博、善良温和,会关心人,可以陪你一起玩耍。如果你需要一个爸爸来陪你,请买走他吧。
留守儿童关于的“爸爸”广告创意,令研究者陷入深思。这些留守儿童,要么父母均在外地务工,要么父亲在外地务工,母亲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父爱的缺失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爸爸”这个广告创意,折射出他们在内心渴望父亲的陪伴,渴望父爱的温暖。
研究者和志愿者通过观察、个人访谈、团体访谈,发现参与项目的留守儿童在如下5个方面发生了变化:
① 知晓了一些媒介知识,包括电视、网络的特性,新闻与电视剧的区别,媒介现实与真实现实的区别等。
② 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不良媒介接触习惯。通过“课堂学习”,一些留守儿童开始反思自身的一些不良习惯,如长时间看电视、沉迷网络游戏、盲目崇拜明星等,并在志愿者的鼓励下制订了“电视收看计划”、“合理上网计划”、“远离网络游戏计划”,并开始逐步实施。
③ 掌握了一定的媒介操作技能,提了升自我表达能力。留守儿童学会了操作照相机,并能够以图片的方式记录和表达自己的日常生活体验。
④自尊和自信获得增长。随着活动的开展,留守儿童由最初的沉默、羞怯,逐渐绽开纯真的笑脸,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在活动中提出自己的独有见解,并敢于“挑战权威”(如前面提到一名男童以小纸条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告诉志愿者)。
⑤获得批判思考的能力。通过“我会做广告”活动,留守儿童了解了广告诱导消费者所采用的技巧,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应自觉抵制广告的影响,学会理性消费。
四、讨论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开始关注“传播”与“赋权”的关系,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受压迫者(如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如何经由各种不同的赋权形式(如教育)来改变自身现状。[[16]]
参与式传播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播信息,而是为弱势者赋权。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将“赋权”定义为:人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订自己的生活议程,获得技能,建立信心,解决问题,能够自立。[[17]]帕森斯(Parsons)认为,赋权有3个层面:①个人层面:个人自尊和自信的增长;②人际层面: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 获得批判思考的能力;③社区层面:赋权意味着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角色。[[18]]由此可见,参与式传播在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中的赋权作用在于,通过留守儿童的参与,重新唤回他们对自身能力与知识的自信,增强他们的行动能力;更进一步地,使他们能够以社会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公共决策,在公共议程中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正如James与Prout所言: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他们的行为也会成为引发社会变革的力量[[19]]。
囿于研究设计及客观条件,本项目侧重于考察帕森斯所说的赋权的前两个层面。通过相关活动的开展,以及研究者的观察和访谈,发现留守儿童在获取媒介知识、掌握媒介操作技能,逐渐改变以往不良的媒介接触行为,形成批判思考能力以及重获自尊与自信等方面确实发生了变化,达到了预设的目标。至于赋权的第3个层面,“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角色”,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任务。因为该项目面临的困境是:志愿者离开后,留守儿童制订的“电视收看计划”、“合理上网计划”、“远离网络游戏计划”,若仅靠志愿者的“远程监控”而无学校教师、监护人的积极配合,其效果将会怎样?留守儿童的参与意识与行动能力的培养,由谁来继续完成并对他们发出的声音予以回应?志愿者这种零星的、小规模的行动,点燃了留守儿童理想的火花,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但谁能让火花持续点燃?谁能让种子生根发芽?若无后续的“对接机制”,志愿者的努力将毫无意义;留守儿童的声音,仍无法被全社会听到。
研究者认为,上述“对接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媒体、社会力量的通力合作,共同构成“对接机制”。在“对接机制”中,政府的角色是政策支持,如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媒介素养培训,支持地方媒体开办公益性的媒介知识普及栏目/版面/频道,划拨经费支持志愿者行动的开展等。媒体的角色是舆论支持,如通过新闻报道,营造全社会关心留守儿童的舆论氛围;改变报道视角,倾听留守儿童的声音;为留守儿童提供参与媒介的机会等。社会力量的角色是行动支持,如高校大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的主要力量,可利用寒暑假期间赴农村地区开展针对留守儿童的参与式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各企、事业单位可通过捐资捐款来支持志愿者行动和改善留守儿童的媒介接触环境[[20]]。
有关调查表明,留守儿童的最大心愿就是与父母团聚,使自己不成为留守儿童[[21]]。当亲情缺失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甚至影响到留守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22]]时,参与式传播所追求的发展自我、提升行动能力的目标,则面临诸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说不出的痛”,但这不应完全由留守儿童家庭及其自身来承担。国家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应为留守儿童及其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上的设计,以弥补这一弱势群体成长过程中的缺失环节。当制度能够为传播提供现实的土壤时,参与式传播方可发挥出其自身巨大的实践价值。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2CXW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1]] Jo Ann Tacchi
,
Voice and poverty, Media Development,Vol.55,No.l,2008,pp.12-16.
[[2]] Andrew Skuse,Joann Fildes, Jo Tacchi Kirsty Martin, et al., Poverty and Digital Inclusion:Preliminary Findings of Finding a Voice, New Delhi: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7,pp.3-9.
[[3]] 刘维涛:《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超6000万》,《人民日报》2013年5月11日,第4版。
[[4]] 李艳红、刘晓旋:《诠释幸福:留守儿童的电视观看——以广东揭阳桂东乡留守儿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1期,第70-78页。
[[5]] 郑素侠:《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现状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57-160页。
[[6]] 原阳县留守流动儿童学校为一所民办小学,创办于1998年,创办人为当地一名下岗女工。创办之初该校只有14名小学生。由于近几年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现在学校学生人数已发展到288名,1—6年级小学生全部寄宿。笔者在学校开展本项目时,发现该校教室简陋(有的教室为简易平板房),没有多媒体设备(2013年7月,当地一企业捐赠了一套多媒体设备,用于配合本项目的开展);教师多为当地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是否取得“教师资格证”尚不得知。学校的硬件设施及师资力量与当地公立小学相去甚远。
[[7]] Hobbs,Renee, The Seven Great Debates in the Media Literacy Mov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8,No.1,1998,pp.16-32.
[[8]] Livingstone, Sonia, Media Literacy and the Challenges of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ommunication Review,Vol.1,No.7,2004,pp.3-14.
[[9]] Aufderheide, Patricia. Media Literacy: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 Washington DC: Aspen Institute,1993.pp.5-6.
[[10]] Kirwan,T., Learmonth, J., Sayer, M.& Williams, R., Mapping Media Literacy: Media Education 11-16 Yea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3,pp.11-16.
[[11]] Lemmen,R., Media Education in European Schools——Let’s Move together. http:// www.mediated.org.uk/posted_documents/MediaEdinSchools.htm,2006-01-07.
[[12]] Hobbs,R., Reading the Media: Media Literacy in High School English,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2007,pp.17-25.
[[13]] 吴翠珍、张雅岚、张嘉伦等:《中国台湾地区媒介素养教育:一个多维素养的媒介教育观》,见:陆晔等:《媒介素养:理念、认知、参与》,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145页。
[[14]] CHICAM项目由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资助,伦敦大学“媒介与青少年研究中心”负责开展,一些高校的相关院系、政府机构提供协作与支持。项目选择英国、意大利、瑞典、德国、荷兰、希腊这6个曾经历过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国家作为试点。项目于2001年11月正式开始,2004年10月结束,共历时3年。CHICAM项目在上述6个国家分别建立了面向10~14岁移民儿童的媒介俱乐部(media clubs)。媒介俱乐部每周开展一次活动,也常利用学校假期期间开展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认识媒介”与“制作媒介”。在每个媒介俱乐部,由一名研究者与一名传媒教育工作者负责,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参与,对移民儿童的媒介使用进行指导,同时向移民儿童讲授媒介操作的技能,以及媒介作品的制作,鼓励他们将作品放到互联网上,通过制作媒介作品与当地儿童分享自身的经历与感受。
[[15]] 为研究者提供定性资料者为原阳县留守流动学校的教师小宋(男,20岁)和小苗(女,22岁)。研究者查阅了两名教师的工作日志,以求证定性资料的真实性。
[[16]] Rogers, E.,& Singhal, A.,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27, 2003, pp.67-85.
[[17]]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性别平等政策》,渥太华,1999年,第8页。
[[18]] Parsons, R. J., Empowerment for role alternatives for low income minority girls: A group work approach, In J. A. B. Lee, eds, Group work with the poor and oppressed, New York: Haworth Press, Inc. ,1988,pp.27-46.
[[19]] James, A.
,
Prout, A.,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London: Falmer Press,1997,pp.27.
[[20]] 郑素侠:《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参与式行动的视角》,《现代传播》2013年第4期,第125-130页。
[[21]] 全国妇联课题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2013年5月,第10页。
[22] 范方、桑标:《亲子教育缺失与“留守儿童”人格、学绩及行为问题》,《心理科学》2005年第4期,第855-858页。
Application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i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a Case Study in Yuanyang Left-behind & Migrant Children School,Henan Province
Zheng Suxia
As a kind of working method for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dvocates two-way interaction and equal dialogue which provide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vulnerable groups to resume self-awareness, and to express and develop themselves. In this paper, a cas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Yuanyang Left-behind & Migrant Children School, and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was applied in th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n how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helps left-behind children regain self-esteem and confidence, and enhance their action competence on the meaning of empowerment was examined. In the end, the predicament of reality of empowerment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