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的政治学考察

  周宇豪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之路的真实写照，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重要印证。研究探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不仅可以更精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大众化的深刻内涵，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还可以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更加深刻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及旗帜选择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

 

进入20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事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变迁既见证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激荡起伏，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寻求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历程。研究探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不仅可以更精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大众化的深刻内涵，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还可以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更加深刻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及旗帜选择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鉴于此，本文将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探究：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主要内容；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范畴；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的阶段划分及建构背景；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传统及中国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这个命题最早由毛泽东于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他指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也是实践经验以及历史经验不断提升为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及这种飞跃产生的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代表的两大理论成果，其中后者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讲，就是既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又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及时提炼和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十八大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出明确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②]这一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范畴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概念界定

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外在的表达形式，它受支配作用的文化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话语体系的逻辑结构由相关的概念、术语、判断、规律、范畴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所决定。因此，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由其实质内容所决定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是指用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反映中国国情实际、并能为社会公众所熟悉和喜闻乐见的言辞和话语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伴随着两个思想理论成果的形成而不断形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众性和普适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和较强的感染力、亲和力、影响力以及说服力。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范畴广阔，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不同时代、不同范畴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均形成了各具特色、脍炙人口的话语表达方式。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领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及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③]三大法宝既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高度概括，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写照，它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人民民主专政既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也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团结——批评——团结”提供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模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反映了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反映了中共拨乱反正的马克思主义勇气，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认识，而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论、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些大众化的语言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三步走”反映了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经济领域：计划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步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个体户、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说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加入世贸组织体现了对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思想。生态文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

文化领域：毛泽东根据“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④]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内容确定了框架，对于促进民族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的自觉融合、相互包容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体现了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将文化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高度结合，立足本国而又吸收国外文化精华，但决不允许搞全盘虚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鲜明特点。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化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文化向什么样方向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等问题，反映了文化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和实践品质。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的阶段划分及建构背景

如前所述，任何话语体系的形成都离不开支配其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形成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并以这两大理论成果为基础逐渐形成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独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其中，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屈辱历史，从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两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二者之间重要的相同点就是着重解决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毛泽东曾经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⑤]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和不断发展完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伴随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断建立并完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萌芽、形成阶段（自192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这个阶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阶段，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取得重要成果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在这个阶段开始萌芽，并逐步形成符合中国语言逻辑特点及大众化的话语体系，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以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民主建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种话语体系既是对国外先进思想理论的自觉吸纳，也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合理扬弃，它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特征和革命及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探寻救国救民真理与发动民众进行自救，从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和特征的新路子。这个阶段正是中国社会处于风云激荡的大变革之中，各种革命的和反动的思潮相互博弈，在历史兴亡交替的关键时刻，这些思潮都试图用各自思想体系影响和主宰中国未来发展之命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理论，在此背景下被中国共产党人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但是，怎样在实践中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发展实际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经过探索与实践，在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的基础上，第一次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在此基础上，利用符合民族特点的、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种成果进行表述，就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总体上讲，这一阶段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打败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站立起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它具有个性鲜明、为广大人民群众熟知且喜闻乐见的典型特征。

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不断发展、与时俱进阶段（1980年代末至今）。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不断发展的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二次飞跃、取得一系列理论成果的重要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在这个阶段不仅更加丰富，而且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包容性、发展性。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也日益彰显强烈的时代特征，如：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等。可以说，与时俱进成为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显著的理论特征和品质。这种话语体系不仅包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还包含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⑥]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不断探索密切相关。道路问题至关重要，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⑦]20世纪70年代末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关键时刻，针对“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中共亟需拨乱反正，尽快找出一条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确立并发展起来。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和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重要标志，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之路的真实写照，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重要印证。当代中国不仅面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而且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仍然很重，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对如何解决纷繁复杂的国内外问题以及如何坚持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和成果，并利用这些内容和成果更好地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有益启示。

1.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的核心内容。

9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其中，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仅是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源泉。当代中国只有不断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凝聚民智、民力，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不断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内容不断丰富的动力和源泉。

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灵魂，也是时代变革的先导。实践创新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基本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不断补充、完善和丰富的根本前提。当代中国，只有不断地坚持实践创新，才是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提升理论新水平的不竭动力。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坚持改革创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永葆勃勃生机和活力。坚持实践创新的原则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才能有利于做大做强中国的话语权。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是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逻辑和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思想理论问题，也是实践中的执行力问题。而执行力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而人民群众对问题的认识方法又决定了他们采取行动的态度和具体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不能做到大众化、时代化，也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执政党的执行力也就没有了源动力。当代中国，只有坚持群众路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才能使马克思主中国化话语体系更具有感染力、亲和力和发展壮大的潜力。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90多年来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艰辛，也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博大胸襟。这些变迁一方面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我们不断取得成就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思想包容和吸纳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现实动力就是要正视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层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各种利益分配不公现象所形成的挑战，并不断加以解决，这也是改革创新中准确把握群众情绪、表达民众意志的基本方面。这样才能凝聚民心、民智和民力，共同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小康幸福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