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网络舆论监督对执政能力的挑战

  张淑华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①]。这是继十七大强调满足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四权”之后中央党委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更为全面和具体的要求。十八大之后，网络舆论监督在反腐等领域更是作用空前，因为网络舆论监督而落马的厅级以上干部就有27人之多（2013年2月20日新华网数据）。重视网络舆论，加强舆论监督工作，不仅是我党提高执政能力，应对当前社会管理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适应新媒体发展，满足和尊重公民权利、群众要求的明智选择，理应成为全党共识和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一、网络舆论监督：路径与传播特性

近期的舆论监督事件，无论是因“不雅照”、“不雅视频”等情色问题而起，还是因“手表”、“房子”、“车子”等贪腐问题而生，都显示出一些共同的传播规律：一是在路径选择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网络；二是在传播走向上，都经历了网络爆料——网民热炒——媒体介入——引发舆论浪潮——推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和处理问题等几个环节，网络舆论具有极强的社会干预色彩。对这一过程的详细考察发现，这些规律的出现跟网络平台和网络舆论的传播特性密切有关。

1、网络新媒体对网民的“赋权”使网络成为舆论监督首选渠道

舆论监督的实现前提是公民权利的赋予和满足。正是网络的媒介特性所具有的“赋权”作用使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得到了充分了满足，从而具备了进行舆论监督的条件。

随着 3G 技术的发展，以数字化、多媒体、互动性为特征的网络和移动网络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网络不仅是信息发布的工具，能够提供海量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是表达和参与的平台。它突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而赋予普通公民以自由和平等的话语权利，普通民众在网络传播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各类视频网站的内容来源中，网民上传的比例越来越高，优酷网已超过30%[②]；在微博和博客等平台中，普通人作为“博主”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权威新闻网站的“网络直通车”，如人民网、共产党员网推出的“直通中南海”栏目使网络成为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的合法便捷路径；另有各种“人肉搜索”、“网络围观”等手段，以极端的、甚至不合法的方式将公民权利发挥到极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法官”，人人都是“纪委书记”，网络使普通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成为公民利益表达和权力监督的首选渠道，网络舆论监督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道独特景观。

2、网络舆论监督的传播特性促成了其社会干预作用

作者在对众多网络事件长期观察积累基础上，对网络舆论监督的传播特点有以下总结：

（1）对抗心理及其潜在的利益对立构成了网络舆论监督的动力机制。几乎所有的网络热点事件，最后都会指向政府或官员，民众对政府和官员怀有普遍的不信任和对抗心态，并在各种危机事件和负面报道中转化为高度的参与热情乃至“娱乐”和“狂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安徽长丰县官员在宾馆里被意外烧死之后网友狂热地发“贺电”。

（2）网民的舆论监督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且讲究表达技巧。很多热点事件的起因源于社会问题现实层面的不能解决转而在网络上曝光以寻求舆论支持。“上访不如上网”成为网民共识，也意味着舆论对事件的解决充满期待，不达到想要的结果决不罢休。目的指向的一个结果就是表达过程中讲究修辞策略——网民在议题设定、故事讲述等方面为了将问题议题传播出去，非常注重“吸引眼球”和讲究表达技巧。王帅设置“河南老农抗旱绝招”的悬念、雷政富事件用“不雅视频”吸引网民的手法，各种“表哥”、“房叔”的标签等，都展示了网民对表达技巧的重视。

（3）网络舆论监督具有“扩音效应”。官员偶然的不当言行经由网络传播扩散，可能使“小事”化大，“茶壶里的风波”变成“舆论风暴”。有研究者就指出，“在网络面前，官员就像在聚光灯之下的演员，任何疏漏和错误都会在网上暴露无遗或被放大，甚至被歪曲。”[③]杨达才“一笑倾程”是网络“扩音效应”的最好注脚，各种网络流行语如“屁民”、“打耳光”、“打酱油”等的由来也多因一句话引发舆论集中关注和传播范围不断扩展而来。

（4）政府和官员处理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对舆论走向会产生影响。网络舆论对事件具有推动作用：如果有关部门不顺从民意处理问题，舆论就会继续蓄积力量，把事闹大；如果顺应民意和及时解决问题，舆论就会消散，事态就会逐渐平息。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官员任何的不当言行都可能造成社会情绪爆发和激化矛盾，并对组织形象造成重大伤害。广东“乌坎事件”即为一个典型：政府初期的不积极和压制使矛盾不断升级并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后期对民意的尊重使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其处理应对过程的一波三折和诸多争议使之成为2012年“两会”上中外记者高度关注的话题，教训多于经验，应引起深刻反思。

二、网络舆论监督挑战执政能力

《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调查300名官员和民众，47%受访官员认为县处级干部最怕网络监督；新京报记者联系采访河南、四川、陕西等地官员，也有不少官员表示，基层干部尤其是县级干部恐惧网络舆论，因为会影响仕途[④]。网络舆论监督的“杀伤力”和强效果，的确给当前的执政管理带来困惑和挑战。与传统媒体监督相比，网络舆论监督在监督对象和范围、监督模式、监督效果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不仅使传统的舆论调控机制失效，也使政府和官员在意见协调、公共决策、管理创新等工作中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执政风险增加。

网络舆论监督对传统媒体监督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监督主体从新闻媒体为主变换为普通网民，被监督对象也突破了新闻媒体不能监督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等限制，理论上可以延展为全体社会成员：既包括政府活动、公共事务运行过程中的党政官员和公务人员，也包括涉及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的各类名人、明星，也包括因新闻事件而受到关注的普通民众。其中，公务人员仍然是被监督的重点。（2）监督方式除了媒体监督，更多表现为来自普通民众“下对上”的监督，且呈现为一种“危机倒逼模式”。当某些危机事件发生，如果政府不及时做出反应，主流媒体不及时报道，公众就会利用新媒体传递消息和制造舆论，并借助国际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利用国际、国内舆论形成决策“倒逼”态势。从“非典”到PM2.5争议，到最近的什邡事件、启东事件、宁波PX事件，大量事实说明了全球化、新媒体背景下这种“危机倒逼模式”存在的普遍性。（3）从监督效果看，网络舆论“杀伤力”大，具有为政府强制设定“议程”和社会整合作用。人民网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就曾指出：“互联网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舆论超强磁场。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甚至变成需要中央政府出手干预的公共事件。很多突发事件只要涉及官员、警察、城管、司法、富人、房价、物价等敏感因素，很容易引发铺天盖地的舆论声浪！”[⑤]一旦不能顺应民意做出回应和调整，涉事人员就可能面临舆论责难和上级追责，在舆论压力下“非死即伤”，成为舆论牺牲品，“民意法庭”由此发挥其强制作用和整合社会。

网路舆论监督的这些变化对政府和官员的日常工作具有丰富的意味：一是往昔高效的舆论调控机制失灵，想要对媒体进行“新闻”、“旧闻”和“不闻”的舆论控制和对民众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不再可行，舆论控制的主动权下移，民众的话语权位于强势地位，政府和公务人员沦为“弱势”；二是对政府和官员工作绩效的评价体系发生了变化，民众通过舆论发声和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体制外的“考评员”，并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建立政府的绩效考评标准和官员的行为规范准则，一旦违犯，即通过“网络围观”、“人肉搜索”等手段予以规训和惩罚；三是对公共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型的精英决策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决策过程中“协商民主”和公民参与成为决策程序的必要环节，公共决策因为涉及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政府工作的核心构成，因此成为舆论监督的重中之重，一旦决策出现偏失被轻易修正，政府和官员的权能和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和广泛批评，政府和官员就会陷入认同危机，直接影响到政府形象和官员个人前途。

三、利用网络舆论监督提高执政水平

习近平同志曾经提出，要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对待舆论监督。对待网络舆论监督也需要态度和观念的转变，网络舆论监督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是一种建设性的警醒和促进。

1、正确看待网络舆论监督

首先是态度的改变，不抵触，不恐惧，积极应对网络监督。有人曾感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这种心态源于应对经验的匮乏和对失败经验的恐惧，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网络虽然特殊，但也只是一种工具，普通网民可以熟练所用，领导干部更应该能够熟练使用：第一，政府拥有资金、技术、政策等多重优势，比普通人更具有“工具的便利”；其次是领导干部的角色定位，唯有能够立足前沿，高瞻远瞩，引领时代，才无愧于“领导”称号。因此，无论愿与不愿，敢于不敢，都必须改变态度，正面、积极、主动地应对网络舆论监督。

2、辨识观念误区和避免常见错误

政府工作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影响力使政府工作人员常常会担心因工作失误影响政府形象和个人发展。因此，在应对网络舆论监督，特别是一些棘手的突发性事件时，常用“瞒”、“删”、“封”、“压”等手段来匆忙应对，导致事态恶化。其常见错误可以归结为四种模式：企图掩盖真相，用发放“封口费”、删贴等手段控制消息散布的“家猫模式”；不敢正面应对，企图逃避问题的“鸵鸟模式”；完全被动挨打，听凭舆论摆布的“绵羊模式”；用对抗心理和网民对骂，使矛盾激化的“斗鸡模式”。这些错误做法都因舆论得不到良性疏导而使问题升级。

3、通过学习提高干部的媒介素养

本文在这里强调干部的媒介素养，有两重含义：一是干部要勇于“尝鲜”，学习使用微博、微信、移动网络等新媒体工具，避免出现“微博开房”这样的闹剧和成为新媒体时代“没文化”的人；二是学习沟通技巧，学会和公众、媒体打交道。在信息公开、突发事件应对、和媒体沟通等方面，树立政府和官员诚信、亲民、高效、尽责的良好形象。

4、善用媒体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

政府在网络舆论压力下的改弦更辙，往往使政府形象沦为“墙头草”和“变色龙”，其政策的稳定性和实效性备受质疑。民意影响公共决策本应是民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其发生作用的“应然”阶段是决策前的意见收集、决策中的方案论证和决策后的效果反馈，而不是当前“拍脑袋”决策引起的舆论质疑之后的匆忙改变。如何充分利用新媒体工具作“风向气球”，进行舆情收集和决策论证，从而增强决策科学性，值得思考。

5、学会处理应对复杂问题

当前社会问题集中在社会转型、阶层分化等原因引发的各种利益冲突中，特别是各种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因此，利益协调是处理当前各种复杂问题的关键。在这一个过程中，树立协商民主意识，以“合作共赢”的思路，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和问题，增加信息透明度，通过沟通交流疏导社会情绪，做好舆论引导，建立预警机制防止问题的重复发生等，理应成为当前执政管理中的一项长期课题。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扩音效应”及其生成机制：网络环境下社会性突发事件传播规律研究》（编号10YJA860028）阶段性成果，发表于《新闻知识》2013年第4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