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

一、从非洲和美国说起

2012年10月份，我有机会去非洲参加了第二届中非智库论坛，随后又去美国考察了美国大选。在埃塞俄比亚，与会的个别非洲学者大谈非洲市民社会、民主转型等问题。会场设在亚的斯亚贝巴郊区一个度假村，走出会场，就会见到许多生活在底层的贫苦百姓，会场内的民主话题和会场外的民生实态形成鲜明对比，不由得想到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2012年又是许多国家的大选年，年初的俄罗斯、法国与年末的美国、日本很是热闹，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美”，但又不能不让人对民主产生“审美疲劳”。民主转型问题最近在国内也是个研究热点。近一年多来，我在国内密集参加并旁听了一些有关民主转型的学术报告会。现实感受与学术报告的反差促使我这个从事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对流行的民主话题产生一些疑问。民主研究非我专业，但是从外交和国际关系角度思之，或许对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无意义。

 

二、民主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民主理论研究的重心，一直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民主转型只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事，发达国家就不存在民主转型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学者、媒体、社会组织总是下意识地将西式民主作为唯一参考标杆，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就应该奔着西式民主设定的标准走，才是大道。这种研究价值取向严重误导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为此吞下苦果的国家不少，搬来的“民主”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崩溃之墓志铭上的也不少。

 

有关民主研究在全世界几乎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当然，民主研究的议程本身就是少数西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定制的。民主的评价标准完全由少数国家说了算，比如各类民主评价机器以及受到各类基金资助的在全世界进行巡回演讲的民主宣讲员，这使得民主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科学知识更多只是西方的宣传工具而已，累积的知识泡沫不少。每当西方国家为了私利拟对一个国家进行军事干涉之前，打出“民主”和“人道”的旗号，宣传工具开动起来肆意给该国贴上专制独裁的标签，这个国家离内战和混乱就不远了。搞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的学者，几乎整天面对着因为干涉被搞乱的国家和地区。任何一个有简单政治学常识的学者，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外来干涉下出现的杀戮冲突和民不聊生，如果还认为这些国家是因为“民主”程度不够，需要不断的“民主”而却不从外来干涉找原因和反思，从道理和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在西式民主评价机器下，你被认为是进步到“民主”国家或者从专制国家班级中“毕业”的唯一前提，就是对其俯首贴耳，放弃自己独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没有尊严，当然这个时候，你马上会换来“国际”舆论的普遍表扬。在国际舆论中，有的国家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当然如果不听话，比如最近几年的俄罗斯，也可能一朝醒来发现自己“被专制”了。各类民主评价机器如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紧箍咒，当你一不听话的时候，掌握评价机器的人就拼命念咒。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民主，往往也下意识地将西方作为民主的完美样板，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将自己划到民主的对立面——非民主——一面去，这导致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自卑情结，总觉得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有次我与一些英语国家学者交流，他们照例念起紧箍咒，谈中国的舆论审查和言论自由问题。当时正巧《穆斯林的无知》小电影激起穆斯林世界的众怒，笔者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有对他者宗教的起码尊重，进行必要的国内舆论审查，不允许这种侮辱他者尊严的东西出来，可能就不会有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打死的恶果。对方无语。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可能都必须严肃地考虑必要的舆论他律和自律问题，否则，不配谈言论自由问题！

 

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这个紧箍咒，必须从“民主—非民主”、“民主西方与专制非西方”的简单式二元划分和优越与卑微的对立思维中解脱出来，真正在本国国情基础上，思考自己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

 

三、西式民主的退化与再民主化运动

 

要从西式民主话语体系中解套，真正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国格，首先需要将少数西方国家宣扬的民主知识从普世知识降级为地方知识。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外交中努力将美国特色的民主从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普世性知识。如果世界上东西南北的国家都珍视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而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甚至能够探索出更高阶段的新民主政治理论，现行所谓普世的民主理论自然就会沦为地方特色的民主理论。这个降级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关键是实践家和知识界需要从现在做起。

 

没有独立思考和平等交流的学术态度，是不可能从西方民主话语体系中解套的。比如，一直被视为民主典范的少数西方国家，其自身是否存在民主转型的潜能？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存在退化现象？进一步说，当学界猜想“第四波民主化”运动会在哪个发展中地区出现的时候，我倒更倾向于假设下一波民主化运动最可能出现于西方。西式民主政治如不改革，并不排除其在人类政治文明中会被降级的可能。当然，今天的国际知识界尤其是比较政治学大多将精力放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不足研究上，并没有太多的人敢单刀直入，把西式民主退化和西方面临的民主转型问题作为严肃的学术议程提出来。譬如人们探索民主质量的测量体系，那么，敢不敢用这个指标体系去测西方发达国家，而不仅仅只是用其来测发展中国家？

 

西式民主的退化不是没有迹象的。按照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塑造的逻辑，发展中国家所有问题都被描述为是因为没有民主的话，你也同样可以将发达国家面临的政治极化、精英脱离群众、居高的国债、政客不负责任的承诺、选民投票率下降、被垄断的舆论、对外专制性干涉等，归结为其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从国际关系言之，西式民主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与人类希冀的和平发展国际秩序相抵触的，因为这套制度的运转是建立在封闭排他的领土政治之上的，可以合法且正当地将国内政治系统内的负面因素无所顾忌地排放到国际政治中，置他国关切、感受和利益于不顾，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也成为这类国家负责任地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障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观察，当一个稍有政治常识的外人看到美联储动用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危机时，让人再相信“央行应该独立决策”之类的华尔街理论，再相信“美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当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政治学家开始从研究西式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民主退化等问题中，给予其再民主化运动——这绝不是不可能的——以更为合理的建议，甚至为其设置民主研究的议程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政治学才能真正赢得国际知识界的尊重。

 

四、民主研究议程的转向

 

西式民主在今日之退化和衰落，应为那些仍然在摸索国家建设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所警惕，若盲目照搬，别人今日之困境，必将成为自己明日之难题。如果民主只是有钱人的游戏，民主只是不断降低的投票率，民主越来越将德性排挤出政治生活，民主使人们越来越感觉个人微不足道、无足轻重，民主越来越被认为用来合法地欺负外人，民主被认为制造对立和分裂，民主制造出越来越多“合法”的战争，这种民主绝非人类对美好政治的追求方向，这种民主对人类文明将是个灾难，中国是绝不能要的。

 

这就需要我们对现有民主研究的议程进行反思和转换，于中国学者而言，需要从有关西式民主的无谓争论中挣脱出来，用力将民主研究拉回到与国家建设主题更为相关的“治国理政”这个政治学古典话题上。

 

为此，不妨更多地站在本土政治资源基础上思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民主”这个词，在中国政治资源和语境下，其含义是极为独特的。将其拆开，至少存在三个相互递进的含义。“民为国主”、“以民为主”，此为国体之本；“为民作主”，此为执政者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只有在前两者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在所有国家，其执政精英都有密切联系群众并为群众服务的“为民作主”这种内生政治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许多执政精英在国际会议上可以大谈民主、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选举等，但作为执政精英，缺乏“为民作主、以民为主”的情怀，严重脱离群众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由此带来政治衰落和社会动荡，就不难理解了。密切联系群众是保持民主活力的重要途径，这与自古以来中国精英的天下关怀精神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探索出的群众路线这一民主的实践特色有关。世界各国的民主，如果执政者脱离群众，1%的人自己玩自己的，置民生于不顾，甚至在选举中公开鄙视穷人的选票，这种所谓的民主不退化才怪。

 

“选举”这个词也是。我们对选举的研究，几乎一头扎进“一人一票”的票选研究上，简单以为选举就是搞全民投票，有了投票，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汉语中的“选举”一词，比“election”要更丰富，拆开来是“选”和“举”。中国在治国理政用人决策上讲“选”也讲“举”，尤其是“举”。这是选举制度的精髓。世界上搞得好的国家没有一个只是靠票选的，世界上处于混乱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教条地只靠票选的。其实，研究西方政治的人应该很清楚，美国和欧洲政治中也有很多“举”，不单是靠“票选”来管理国家的。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美国的“举”，这里面大有学问，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光看美国热闹的“票选”，那只会将美国政治简单化，以致简单地去学人家的“票选”，只会误导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总之，在民主政治的代际发展上，不同民族会扮演着思想接力的作用。即便在非洲，一些学者也认为，非洲本是有自己内生民主资源的，但是这些内生民主资源在西式民主输入后被逐渐毁掉了。这些话值得人深思。

 

今日中国学者生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时期，如果对这一征程背后之道路和制度力量置之不理，外人和后人当如何嘲笑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