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着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是要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约束条件的变化，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以创新推动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进而在把握历史机遇的同时有效应对严峻挑战，实现中国经济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一、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我国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经过35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数量指标来看，2012年我国GDP总量达51.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约24倍，年均增长约9.8%，按现行汇率折算已近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GDP总量的10%左右；人均GDP达3.8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17倍左右，年均增长8.7%左右，按现行汇率折算达5800美元，超过了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国家3400美元的平均线，若按购买力评估法，据世界银行测算，2009年就已达到6710国际元，超过当代中等收入国家6340国际元的平均线，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进入新阶段后，我国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当代世界70个高收入国家，尽管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但一般都经历了12年左右的时间。当前，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能否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经济数量指标看，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年均7.2%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10年翻一番，接近90万亿元（按不变价），按汇率折成美元近14万亿，大体相当于新世纪初美国的规模。只要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现在的水平上（5‰以下），人均GDP水平便能相应翻一番，接近7万元（按不变价），折成美元接近12000美元，达到当代高收入国的起点。

从经济质态指标来看，首先，以农业劳动者就业比重变化反映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衡量，按目前农业劳动者就业比重每年下降约2个百分点的变化速度，到2020年我国农业劳动者就业比重将由2011年的36%降至18%左右，虽然与70个高收入国10%的平均水平仍有差距，但与其达到高收入水平临界点时的比重很接近；其次，从工业化目标实现程度来看，与当代国际标准工业化国水平相比，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其中东部发达省市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广东等基本实现工业化，浙江、福建、山东、辽宁等接近实现工业化，按目前发展状况和趋势，到2020年全国总体上基本实现工业化是可能的；第三，从城镇化进程来看，现阶段我国在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推动下城镇化进入了加速期，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从目前的51.3%达到70%（高收入国平均水平）左右是完全可能的；第四，从现代信息服务业发展程度看，在经济发展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尤其是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服务业将取得长足发展。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经济正面临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在2020年实现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就为我们到2050年前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赶上当代发达国家打下良好基础。但要实现这一跨越，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努力突破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约束条件，以升级版的经济发展适应面临新机遇的经济成长要求。

二、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是新阶段应对发展新挑战的需要

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经济成长新阶段，或者说从现阶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经济能否适应这种变化进而保持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现阶段面临的重大挑战，即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三个变化。

首先是需求变化。在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以往的需求膨胀、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相对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进而增长乏力。一是投资需求疲软，根本原因在于自主创新和独立研发能力不足。而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投资需求增长之所以旺盛，除国内投资率逐步提高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引进了发达国家资本。但当经济成长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要素成本显著上升，发达国家便会放慢甚至停止其投资的转移，这时投资需求能否持续旺盛，就取决于本国自主创新能力。否则，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城乡居民储蓄增加，比以往有更多的资本，但难以通过资本市场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若在原有产业结构基础上扩大投资规模，便是低技术水平下的重复投资。二是消费需求疲软，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尽管国民收入总水平显著提高，但若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便会产生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大量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迟缓，消费能力相对甚至绝对下降，尤其是对未来信心不足，从而牺牲必要消费以增大储蓄，这就导致全社会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疲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影响收入分配平等目标，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目标。三是出口放缓。一方面，伴随经济规模的扩张及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日益加大，当世界经济进入周期性危机时，国际市场的萧条会加剧贸易保护从而扼制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出口结构随要素成本上升而发生变化，由于这种结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将影响出口的增长。这些历史性变化，要求我们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否则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或严重失衡，停滞不前。

其次是供给变化。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要素成本低的优势逐步减弱，劳动力成本、土地等自然资源价格、环境生态约束力度显著上升，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来实现，而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效率提升。否则，在短期内，我国经济将难以实现均衡增长，甚或加剧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在长期内，受资源规模和要素成本约束，主要依靠投入量扩张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终将难以持续。

再次是制度变化。伴随经济发展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我国经济体制也逐渐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一方面，市场机制开始形成，但市场作用仍不充分，市场秩序还不完善；另一方面，政府权力受到规范，但权力仍较为集中，特别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投资者难以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发展机会，还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来获得经济机会。这一阶段性特征，如果不能通过加快改革及制度创新加以克服，则在市场交易中难免产生权钱交易等严重的腐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就难以按照效率原则进行，而更可能按照“腐败指数”配置，既破坏公平，也瓦解效率。

三、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大量实践表明，要顺应上述发展条件的变化，根本的路径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在克服不利因素的同时培育有利因素，从而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就需求结构而言，一是调整投资与消费间的需求结构，逐渐改变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拉动局面，重视扩大消费需求的推动作用；二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重在调整政府、企业、居民间的宏观分配结构，尤其要保证居民收入增长及比重与国民经济增长要求相协调，改变居民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状况，同时调整国民收入在居民内部的分配结构，尤其要控制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公平目标实现的同时，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动力；三是调整政府与市场间的投资需求结构，重在协调政府投资需求与市场竞争性投资需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投资需求关系，以缓解投资需求主体结构上存在的严重失衡问题；四是调整内需与外需结构，重在适应出口增长缓慢甚至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值的发展环境，将政策重点放在主要依靠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上来，逐渐降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拉动的程度；五是调整城乡居民间的消费需求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3倍多，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相差4倍多，从而使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所占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其人口所占比重严重不相称。尤其在初次分配中，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不到10%，而就业比重却为36%，即36%的劳动者分配10%的国民收入，这就在初次分配形成了明显差距。若考虑到对农民再分配的相对不足，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这种状况只有通过结构调整才能解决。

就总供给结构而言，一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从历年投入产出表变化看，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提升的水平落后于经济规模扩张水平，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成长要求不相适应，不仅降低了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弹性，而且抑制了生产效率和消费扩张。

二是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加速资源由低效率产业部门向相对更高效率产业部门的流动和转移。由于我国市场竞争不充分，特别是地区间结构的趋同化，使得大量资源集中于低效率领域并仍在不断重复性增大，而高效率部门和地区却难以获得有效投入，从而降低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种反效率资源配置现象的普遍存在，使我国产业间已有的效率落差未能充分利用，即资源未能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却扩大了产业间效率的差距。

三是以技术结构调整带动产品结构升级。由于产品结构升级迟缓，投资扩张只能在原有技术结构下形成的产品结构基础上扩大产能，进而形成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及产能过剩。目前，我国工业产品结构性产能过剩较为突出，不仅许多工业消费品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而且多晶硅、有色金属、粗钢、电解铝及氧化铝等工业原材料也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甚至风能发电设备等一些新兴战略产业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这从根本上抑制了投资的有效增长。

四是尽快改善经济增长的要素成本结构。在现阶段，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约束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要素与自然因素的成本对经济增长约束日益提升，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的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事实上，我国不仅人口红利在逐渐丧失，而且劳动力成本的增速长期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尽管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到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水平的15%，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不到50%。我国亟须改善要素成本结构，才能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动力在于创新

如果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直接动力则来源于创新引起的经济效率的持续提高，因此，创新便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

创新的类型和方式有许多，但总体上可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

技术创新，既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也包括引进技术及其再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升级的基本支撑。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提高国民经济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主要包括对人的教育投入和卫生健康投入两部分。就教育发展而言，英美发达国家自19世纪初至今，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长期快于GDP增长率，日韩等后赶超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也快于同期GDP增长，俄罗斯、巴西等追赶型经济体除个别时期有波动外，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速度也基本上领先于经济增长率。相反，那些未能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国家，受教育平均年限增长率大都落后于经济增长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始终低于同期GDP增长率，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但在根本上，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的动力。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不足、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城乡差距过大等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发挥根本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即市场竞争不充分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导致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不足。在理论上，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机制提供创新动力，在对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奖励的同时，将那些因创新不足而难以立足的企业淘汰出市场。因此，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固然要重视技术创新的推动力，但更要重视以完善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因此，以完善市场机制为目标的制度创新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当前，我国在发展上进入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机遇期，在体制上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改革面临的任务和约束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核心环节的选择上，从初始的以企业改革为核心，转变为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重点领域改革；在企业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上，从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转变为以产权主体多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主；在市场体系的构建上，从前期的商品市场领域为主，转变为要素市场领域为主，为各类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要素市场成为改革重点；在市场制度建设上，从克服传统计划经济阻力，转变为以提高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有序性为主；在城乡改革的关系上，从前期城乡间的分别改革，转变为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的综合改革，并越来越与政府职能及机制改革相互统一。

可以说，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既面临着技术瓶颈，更面临着制度创新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出发，明确改革的历史使命和所处的历史方位，通过改革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支持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作者：北京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