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与文化自觉

  

                 汪振军

 

摘  要： 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文化本身的符号化、观念化和生活化应该是文化的基本内涵，同时，文化不应该分成不同的等级，文化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权，文化应该是大众的创造物。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文化又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文化产业的兴起让文化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因此，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实施文化创新，而文化创新的前提是必须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有高度的自觉。

关键词：文化 ，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文化自觉。

 

文化创新必须以文化自觉为前提，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不可能产生新的质变和飞跃。何谓“文化自觉”？自1997年 费孝通 先生在他的《反思·对话·文化自觉》[1]一文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在学术界曾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与此同时，国家对于文化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都把文化作为重要议题。特别是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并将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由此可见，今天的文化已经不仅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同时也是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不仅是对以往文化的传承延续，更包含着文化的生产、创造和创新。那么，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一 、 “文化”意义的追寻

 

在西方思想史上，“文化”（culture）一词源自拉丁语“cultura”，原义是指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以后引申为对身体和精神的培养。从“文化”一词最早涵义看，“文化”与土地有关，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与人的体力劳动有关。当然，人的劳动的过程不仅包含体力劳动，而且也包含了脑力劳动。而劳动工具的创造、劳动技术的改进乃至整个劳动过程中积累的农作物种植知识都包含着人的智慧和创造。正由于此，后来，“文化”的含义逐渐由包含体力劳动的耕种转变到脑力劳动的智慧。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在他的“智慧文化即哲学”中把文化的转义明确地表达出来了，以致在古希腊哲学就是“爱智”之学。

到了近代，随着人文思潮的兴起和深入人心，文化的概念逐步由神转向人，康德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在这里，康德看到了“文化”一词中，人创造的主体性和合目的性，康德对“文化”的理解显然不是单调重复的人类劳动，而是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这种创造就是人类在精神生产、心灵和肉体上的“自然力”从人类受自然力支配的“原始状态”向着人驾驭自然力的自由状态逐步发展。因此，康德认为，文化是一种过程或者是一种作为过程结果的状态；文化是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并形成，它标志着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变，文化的含义还包括人类历史上发展的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中人类道德（理性和公理）。所以文化一开始就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整个民族或人类。

正是由于文化的社会性，文化研究不再是个人的事，现代以来随着教育机构的多层次化和学科分类的细化，文化研究被纳入不同的学科领域，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学、人类学、美学、民俗学、社会学等都将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化研究也逐渐走向系统和深入。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1871年）中提出了“文化”的定义，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2] (P109) 20世纪，美国文化学家A·克罗伯和C·克拉克洪在分析了160多个文化的概念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概念。他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或被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出色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即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观念，尤其是其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做进一步活动的因素。”[3]从他们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包括了如下几个因素：一是人的行为方式，二是物质形态，三是符号体系，四是价值观念，五是文化的限制因素。而在这几个因素之中最重要是的符号体系与价值观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的含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人物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的文化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其次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作品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由文学表达的“精英文化”。第三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它不但包括艺术和学术所表现的意义与价值，也包括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制度层面体现出来的意义与价值。[4] (P125)比较而言，第一种文化定义过于宽泛，它是指人类的创造的历史。第二种定义过于强调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化，而第三种定义显然扩大了文化的含义，它由精英文化拓展到大众文化，强调的是人类的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已不满足于有文献记载的文化，不满足于活在象牙塔里的精英文化，而更关注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实践，关注大众在文化发展中的创造作用。相对于以往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和专业性，文化研究学派更强调文化的跨学科性，这是因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已经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相比而言，中国人对于文化的理解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更侧重于感性和道德，侧重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与西方人在讨论文化时强调对自然的探究和理性的张扬有着明显差异。尽管在文化的定义中国人也涉及到自然，但自然恰恰是与人文联系在一起的。在甲骨文中，“文”字就像一个人，正面站着，这个人的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由此可见，“文”是人的一种外在的装饰，是一种使自己更美的东西，同时，这种美又与自己自身相适应，它又包含人的内在精神。《易传》上说，“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文不仅是衣服上的美好的彩饰，也是内在精神的一种反映，正因为如此，才能称得上吉祥。甲骨文的“化”字，为一正一反两人正倒相对，其意义是转化、变化。中国人把自然界称为“造化”，表明自然界的生成和变化。而人类社会也有“化”的问题，人的一切作为都是社会的产物，都会影响到他人，影响到社会，而且，人本身在社会之中，他的一言一行也都是受别人影响的结果。《周易》中有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文化”中包含了“人文”的内涵，文化对于人和社会的作用才体现出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文化”总是与教化连在一起的，汉刘向《说苑》：“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晋束暂《补亡诗》：“文化内缉，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在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总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软性的力量，它的作用在于教育、规范、熏陶、培养人的思想和言行符合社会的秩序。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外来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这就不能不使中国人在思考中国文化时，将西方作为参照系。于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感性与理性，道德与法制等一系列的概念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化的含义。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共有价值的共业也。”[5]显然，这一概念受到佛教“唯识论”和西方“唯心论”的影响，他更强调人的精神价值，强调人类价值的普适性。而梁漱溟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它不外乎三个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二）社会生活方面，（三）物质生活方面。”[6]“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7]，梁漱溟强调了文化的日常性和广泛性，显然他心目中的文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而是更为丰富的东西。胡适虽将文明与文化分开，但又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8]，胡适将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使文化变成具体的生活实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陈独秀等人，他不同意将文化看得过于广泛的见解，说：“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到文化如此广泛，至于无所不包？若再进一步，连军事也拉进去，那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他认为，文化的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事”[9]，不管怎样，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文化”已经走出传统的束缚，向着更为广泛的世界延伸，同时，引进西方现代精神对文化赋予新的涵义。

当代著名的文化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庞朴 先生用学术化的语言将文化分为三个层面：“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它包含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10] 庞朴 先生对于文化的定义强调了“人”的作用。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的创造物。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就是“人化”。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中文化被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不是本原的自然，而是“第二自然”，是人劳动创造的结果。制度文化是渗透了人的精神观念的各种制度，而精神文化是最深层的。

综合上述对于文化的种种定义和解说，我以为，文化主要有三个特征：一符号化，二观念化，三生活化。符号化是文化创造的外在形态，是文化的表征，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符号体系，因此，文化人类学家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人通过创造符号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得以广泛传播，同时，符号的创造也大大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观念化是文化的内在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它是文化符号背后的东西。符号是文化的能指，观念是文化的所指。任何文化都体现了人的价值观，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价值观，文化正是由于观念的差异与统一的相反相成才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生活化是文化实践的具体过程，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最终是由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文化最生动的体现。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表明了人类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它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都反映了人的思想观念变革。正由于此，文化本身是符号、观念、生活的有机统一，去掉任何一个因素，文化都是不完整的。同时，文化三要素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化的整体进步与三要素之间的共同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  文化等级、文化权利与文化的多样性

 

从文化存在的形态来看，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文字文化，又有图像文化；既有精英文化，也有大众文化；既有物质文化，也有非物质文化；既有有形文化，也有无形文化；既有观念文化，也有行为方式的文化；既有群体文化，也有个体文化；既有正统文化，也有边缘文化；既有主流文化，也有民间文化……从一般意义上，文化无所谓等级之分，每一种文化形态之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应该平等的对待。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出现了种种差异，最突出的表现是将文化分成不同的等级。而划分文化等级的标准就是符号和意识形态，凡是掌握了符号创造和解释权的人在社会中就会高高在上而居于统治地位，反之就处于被统治地位。由于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反映，因此不同的文化形态代表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处在社会上层的统治阶层对于文化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和排它性。在他们看来，文字文化高于图像文化，精英文化高于大众文化，物质文化高于非物质文化，有形文化高于无形文化，观念文化高于行为方式的文化，正统文化高于边缘文化……这种人为地将文化分为不同等级的作法体现了统治阶级对文化的霸权和控制。中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表明了掌握了文字文化的知识分子必然走向社会上层，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将这种文化差异变成分明的社会等级。在这里，有文化就是读书识字写文章，当然其内容不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化的等级制使文化变成了“文治”（与“武功”相对），其作用不外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中国老百姓的思想正是在传统文化的规训中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思想范畴，进而使这种统治合理化与合法化。

如果说，“文化的精英化和等级制是对“文化”的第一次狭隘化，那么文化的政治化和实用化，是对“文化”的第二次狭隘化。”[11] (P3)正是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文化变成了经世致用的工具，凡是不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文化都被一律排除在外或者边缘化。即使这种文化再有价值都不可能登上所谓“大雅之堂”。在这样的文化体制中，中国文化变成了一种封闭的、自恋的、功利的文化，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不外是现实教化的功利之说，很少有超功利的对于宇宙自然变化规律的探求。中国文化思考的兴奋点始终是局限在现实层面和道德层面，而很少有超现实层面和形而上层面，尽管中国文化中有道家的所谓玄学和佛教的“空论”，但这都不能与正统的儒家文化相抗衡，而且，道家文化在变成道教之后已经远离了“玄思”而变成各种方术。精深的佛学在中国化之后也曾出现了政教结合的情况，真正带有形而上色彩的佛学所剩无几，这也许是中国文化对现实政治文化过于钟情而科学文化发展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生态角度看，过分的文化精英化和政治化实际上是文化的畸形化，因为过分强大的精英文化和政治文化必然造成对非文字文化、非物质文化、非主流文化、民间文化的压抑和统治。其实，人类除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可识别的符号创造之外，还有许多无法用文字记载或没有用文字记载的文化，比如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传说，各种各样的劳动技艺，乃至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如节庆、礼俗等等。人类除了有形的物质文化之外，还具有无形的非物质文化，而且非物质文化又与物质文化密切相关，其价值与物质文化、有形文化同等重要。非文字文化、非物质文化、非主流文化、民间文化虽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但它同样丰富了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没有它们，人类的文化将变得十分单调而缺乏生机与活力。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字与符号包含了人的智慧和创造，但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长期以来，文字和符号只能是被一少部分人识别和掌握，而处在底层的民众由于享受不到教育的权利而与这种文化无缘。因此，文字文化和符号文化对于大众来说，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同时，对于那些有机会和有能力掌握文字和符号文化的人来说又变成了一种特权，不仅拥有对文字和符号的创造权和解释权，而且在社会中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于是，处在社会上层的人实际上掌控了文化的主导方向，而一般老百姓则享受不到应有的文化权益。

但是尽管文字和符号文化对处在底层的大众具有天然的排斥性，但广大民众对于文化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渴望和合乎自我发展规律的独特创造。于是，不同的地域、民族，都有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地域的人民具有独特的文化性格。北方与南方，东部沿海与西部边陲，豪放与宛约、精巧与大气，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貌。除了传统的乡土文明，中国城市文化也体现出迥然不同的地域性格。城市就象人，它也有自己的肤色，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命运，自己的辉煌与衰落，一个城市的建筑、服装、饮食、生活习惯、山水形胜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蕴和美学风格。文化在这里不再是冰冷的文字，不再是博物馆里静止的实物。文化变成了可触可感有形与无形之物，甚至变成了人的喜笑怒骂，文化变成了有温度的、动态的、有地域特色和生命情怀的人和物。在这里，你会感受到，不但精英文化博大精深，民间文化也奥妙无穷。

美国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一种各个要素的构型，一种整体，一种“格式塔”，由于其进程和功用，文化是一个我们需要尽我们所及去认识的问题”。今天，确实到了反思“文化”定义的时候了，因为，正是由于以往对于文化的理解过于狭隘，我们中的许多人所做的研究和工作正在背离文化的真义。

我个人认为，文化不是部分人的特权，它应该是大众的创造物。文化也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纯粹学术，它应该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文化不只是一套庞大的符号体系，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命情怀。

台湾作家龙应台十分形象地阐释了文化存在的形态：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12]

在龙应台的脑海里，“文化”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教养、原则、规范、态度”，龙应台认为，“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12]

当时间的车轮不可逆转地向前奔跑时，文化的内涵也就随着时代在悄悄改变。文化不再仅仅是庙堂的统治术，不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它还是我们每一天的衣食住行，一个陌生人的微笑，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都体现了一个人的文明和一个城市的文明。青年人喜欢的歌手周杰伦、孩子喜欢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拥有4亿网民的网络文化、拥有8亿用户的手机文化……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的强势文化。当然，除了大众文化，其他文化也照样存在。如今，文化的广泛性、渗透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审视“文化”的意义、价值和走向。

 

三、  软力量塑造“文化中国”

 

当今世界，在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的情况下，在全球化趋势影响深广的语境中，文化发展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模式，文化自身从精英走向大众，由书斋走向现实，从区域走向全球。文化的价值已经不是由少数人说了算，而是由市场说了算，由大众说了算。人们在充分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已经认识到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性。文化生产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能促进经济的繁荣。文化产业成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获得全新的身心体验，同时，也创造价值、创造品牌、创造财富。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软力量”正在影响世界，重塑国家形象，获得广泛认同。例如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也是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它拥有“全球九大媒体巨无霸”半数以上，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影片虽只占全球影片数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2010年，全世界的电影票房收入大约为285亿美元左右，而美国的票房收入为105.65亿美元，占据全球市场的37％。最近几年，美国大片取得了惊人的票房，《阿凡达》20亿美元，创世界之最。最有意思的是2008年美国好莱坞“梦工厂”利用中国素材拍摄的《功夫熊猫》票房达6亿美元。3年后，《功夫熊猫》续集再次在中国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尽管有人呼吁抵制，但《功夫熊猫2》的票房和口碑依然一样飘红，10天逼近4亿。当然，美国在输出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对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经济、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今天，文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大杠杆”和社会进步的“火车头”。专门研究摩尔根文化理论的美国学者莱斯利·怀特说：“文化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能力”。著名历史学家弗兰西斯·福山说：“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种普遍的文化特性。”事实上人类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从低级状态进步到高级状态，本质上是文化的进步。一方面，文化，是隐藏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背后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交锋中，较高级的文明之所以取得胜利，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13] (P17)

我们之所以重视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文化不但是人类文明的记忆，更重要是它能发挥的现实作用。从五四以来，尽管我们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过多次反思和检讨，但文化传统对于人的制约依然强大。现在随着整个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随着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文化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中国文化要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应对来自强势文化的挑战，必须再一次进行文化反思。当然，文化反思的目的不是完全西化，而在于更好地认清自我、抓住机遇、谋求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化大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美国学者谭如波（Robert K.G. Temple）在他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的说法，“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四大发明”且不用说，还有不为一般人所知的数学十进制、纸币、吊桥、雨伞、独轮车、降落伞、热气球、地震仪、象棋、铁制犁具等都是中国人原创性的结晶。但是从16世纪开始到20世纪这500年中，中国的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不但自然科学方面如此，人文方面更缺乏具有原创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费孝通 先生在谈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与文化的关系时说：“现在中国的大问题是知识落后于要求，”“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要补课，”“这是个文化问题，要从深一层去看”。 李慎之 先生在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结论是，“同日本对比起来，中国停滞的主要原因只能归昝于我们的文化积淀太厚”。两位先生，一个讲“缺了一段”，一个讲“太厚”，都是就中国文化的自身来讲。“缺的一段”是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太快，因此，中国文化缺少西方文化发展所经历的“现代性”的一面，与西方比起来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不少差距。“太厚”是指中国文化积淀深厚，所背负的包袱太重，中国文化所形成的巨大惯性从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它与世界的接轨。两位先生站的方位不同，但阐述的道理是一致的。

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内陆文化长期以来是封闭的、超稳定的，这种文化的优点是有较强的向心力，但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保守力。马克思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14] ( P253)中国文化对“礼”的重视，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的“礼仪之邦”，形成了中国人讲秩序、尊等级、循规矩、重节制的传统，但是“忠孝节义”和“三纲五常”又使中国文化多的是服从、专制、保守、封闭和愚忠愚孝。中国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妨碍了自由平等精神的形成，“天道”“王道”“师道”“孝道”使中国人囿于严格的等级规范之中缺少反抗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人重视天人合一，顺从自然，形成了返朴归真、崇尚性灵的率真性格，但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却流露出消极无为的思想。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青天”“ 明 君”“清官”身上，而不是积极争取个人权利和自我独立，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法制，从而实现每个人的公平和正义，这样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制度必然隐藏着巨大的文化惰性。中国人重视道德和个人修养，对于人们立身处世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尚忍”“贵和”“委曲求全”“与世无争”“难得糊涂”“知足长乐”却使人不敢坚持真理和正义，形成表面上一团和气，而内心却你争我斗的“窝里斗”现象。中国人重视血缘、亲情、感情，使人际关系充满了强烈的亲和力和融洽性，但同时也对血缘亲情之外的人产生了强烈的排他性，以致中国人办事必须通过熟人介绍才能凑效。这种“熟人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又成为腐败的根源，它大大增加了人们办事的成本，使应该办的不能办，不能办的又能办，因此，它不但破坏了现代社会人们辛辛苦苦所建立起来的各种法制和规则，同时也使人们对于政府和法律很难建立足够的信任，从而使一切法律和制度形同虚设。恩格斯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15] (P402)正是中国文化内在的矛盾性，使得中国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缺少一种平等自由开放的气氛，缺少对于科学的孜孜追求，缺少对于民主和法治的向往。当中国文化中求稳、尚忍、思静、不争、自满、知足、等级、尊卑、服从等成为主流，同时，怀疑、反思、挑战、争辩、探索、自由、平等则被压抑处于弱势地位。当然，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也存在着其它的一些文化形态，并与主流文化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道家对儒家现实功利的批判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张力，外来佛学与中国儒道思想的相分相融构成了中国文化三足并立的局面。特别是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墨子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体现了中国文人对于主流文化传统的怀疑精神。但是，相对于强大的主流文化传统而言，这些文化的影响毕竟有限，中国社会的专制和大一统惰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即使在当代社会，这样的阴影仍然没有散去。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在不断挑战应战中发展的。没有强有力的挑战，文明可能是一潭死水，不是停滞不前，就是走向流产。同时，能否有效地应对挑战，也关系到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今天的中国文化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如何协调好内部与外部、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和传承好自己的文化遗产，特别是要让中国优秀的文化价值观深入人心，同时，也要对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清理、反思和再造。我们要让文化资源大国成为文化产业大国，要让静态的文化资源变成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不仅满足中国人的文化需求，也要让中国文化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只有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我们才会知道自己的优点与不足。今天，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文化资源的多和少，而是创新能力的强和弱。美国、韩国、日本，论历史，没有我们长，论资源，没有我们多，但它们却是文化强国。原因何在？就在于我们的一些文化产品没有先进的文化理念，没有鲜明的文化个性，没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没有以情动人的文化感染力。因此，必须将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联系起来，遵循文化规律和市场规律，实施观念创新、内容创新、体制创新、形式创新、载体创新、人才创新，中国文化才会有市场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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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J],学灯, 19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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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世文明的态度[J],东方杂志,第23卷19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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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柠.符号等级下的文化实践[M]，2004文化中国，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12] 龙应台.文化是什么？[N],中国青年报， 2005-10-19 .

[13] 周树春.全球化时代文化冲击问题辨析[C]，《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竞争力研究》，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本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