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星：透视西方的政经困境与黩武主义
目前西方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抗议风潮涌动、对外穷兵黩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经历的最深刻危机。西方社会民众也发出了对其制度设计的质疑。
西方政治家谈及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时常常提到，其政府通过民众一票一票普选产生，因此最能代表民意；其议会围绕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充分辩论，因此最能避免错误决策；其反对党虎视眈眈盯着执政党，因此最能防止腐败；其媒体在充分的新闻自由中监督社会，因此最能防微杜渐预警社会偏差。然而，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多年来令西方引以为豪的制度设计怎么会把国家经济引入困境，怎么会把全球经济拖入危机，怎么会逆全球民意而发动明显错误的战争？其原因既要从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间的矛盾来分析，也要从时代变迁与制度更新的脱节中来寻找。
一、朝野零和博弈损害公共效率
在西方式民主体制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是零和关系，反对党的政治前途寓于执政党的失败之中。道理很简单，因为执政党执政越成功，民众满意度越高，反对党击败执政党选举上台的概率就越低。相反，执政党执政越糟糕，民众满意度越低，反对党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这种零和机制，反对党不但不可能采取措施来帮助执政党执政，反而会出于其生存和发展利益去给执政党制造障碍。执政党不能顺利执政，受损的是国家和民众。
任何政党执政，都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民众满意。而社会的任何不满情绪，都会被反对党用来做政治文章。街头游行队伍中，常常能够看到反对党头面人物，他们鼓动民众上街，号召罢工，给执政党的施政制造各种阻力。民众情绪由于这种政治游戏而更加对立，政府的执政效率由于这种政治游戏而更加低下，国家经济的竞争力由于这种政治游戏而受到影响。
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民主政治异化成了选举政治，各类选举名目繁多，几乎年年有选举，政治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选举上，社会大量的资源耗在了选举中。“选票是硬道理”决定了政治家为当选不得不漫天许诺，当选后无法兑现承诺几成铁定规律。由于普通选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因此那些真正具有全局性战略思维，提倡为了国家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为了全局利益而牺牲局部利益的政治家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选票。这种制度逻辑决定了当选政治家只能重视短期效应，“有远见并说实话的人当选不了”成为一个无奈的现实。
二、放纵市场、信贷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发展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自由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金融化，笃信“市场万能”，否定“市场缺陷”及其“失灵”的可能，片面夸大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曾一度推动美国经济实现繁荣，但也埋下诸多隐患。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原因，如金融监管松弛、衍生产品泛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等等，均与盲目推崇新自由主义有关。
欧洲模式强调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同时平衡竞争与垄断的关系；以政府适度调节为基础，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社会稳定原则为基础，调节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关系。20世纪50—70年代，西欧国家秉承国家干预理论，以宏观经济调控为主导，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逐渐产生了体制僵化、制度创新不足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加快了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进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到欧洲，使虚拟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国际化的欧洲金融业陷入危机。金融危机对欧洲的打击甚至超过了美国。
“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政策曾是欧洲模式的主要标签，欧洲国家也常为其“最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而骄傲。然而，高福利却造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社会公共开支增长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为突出政绩，取悦选民，政府不惜寅吃卯粮，超过偿还能力举债以维持高福利。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欧洲国家被迫执行紧缩政策，削减福利开支，使习惯了高福利的普通民众难以接受，引发社会抗议风潮不断。以希腊为例，希腊政府的负债率已达142.8%的超高位，紧缩财政势在必行。民调显示，有58.7%的希腊民众支持政府的紧缩计划，但超过86%的民众反对缩减养老金及取消第14个月工资。也就是说，紧缩开支可以，触碰既得利益不行，这里面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
三、财团垄断导致媒体功能异化
媒体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范围内监督政府、反映民情、预警社会，这是社会良性发展所必需的。但在现实中，作为一种逐渐被垄断资本掌控的产业，西方媒体为了自身生存并谋求利益最大化，功能逐渐异化。
西方媒体声称独立于政府，但实际上媒体背后的财团却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客为争取选票或巩固地位，往往拉媒体为自己造势，当选后利用执政资源给财团以回报。主要表现是为财团扩展业务开拓更好的政策空间。就像为竞选出钱的财团大佬可通过“政治任命”获得更好的安排一样，这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腐败”。而财团对其麾下的媒体也有潜移默化的“政治熏陶”，每个媒体都非常清楚本集团的“政治红线”在哪里。
不同的媒体背后是不同的财团，不同的财团与不同的党派存在利害关系。西方媒体上经常出现对政府或政治家的攻讦，这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新闻自由最鲜明的特征，其实不过是不同财团为自己的政治代表造势而攻击其政治对手而已，没有太多的公平和公正，也谈不上什么价值中立。2011年7月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败露，全球一片哗然。“窃听门”事件曝光了卡梅伦政府与新闻集团及其英国子公司国际新闻公司高管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揭露了媒体巨头利用手中的新闻资源捞取政治资本,并最终实现商业目的的幕后运作。这是西方媒体功能异化的一个最鲜活例子。
四、偏激的意识形态和失衡的国际力量助长了对外滥用武力
在西方国家国内政策中，议会确实有非常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是否避免了政府的错误决策，朝野认知完全不同，外人没有必要也很难去辨别是非。但在国际事务中，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干涉别国内政、对弱小国家大打出手的错误动议，却往往能在议会通过，而且辩论并不激烈。这看似奇怪，其实不然。
在西方政治体系中，公众舆论与执政者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执政者对公众舆论特别敏感，甚至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执政者关注公众舆论本来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但如果围绕某一特定事件的舆论为某一特定利益集团所制造，政府决策就可能偏向这一利益集团的诉求。正因为如此，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制造、引导、控制舆论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一些发展中国家逃到西方的“异见分子”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们投西方意识形态之所好，利用西方媒体制造舆论，对本国事态进行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以刺激西方民众的神经，吸引西方政界的关注。
西方议会讨论国内政治议题时，由于利益各方在议会都有代表，因此辩论相对说来比较平衡和充分。但涉及别国事务时，由于出现在西方议会或媒体上的往往是这些“异见分子”，出于促成西方干预的动机，他们不但不会捍卫本国利益，反而会推动各种针对本国的制裁、谴责等议案，通过西方的强力干预来实现他们无法在本国政治框架内实现的政治诉求。因此，西方议会涉及外国问题的辩论经常是片面的和浮浅的，基于这些片面讨论作出的制裁、动武等决定，往往是偏激的。
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失衡，也减少了西方发动战争的制约因素。此外，西方国家拥有的“精确打击”能力，不仅使对弱小国家的战争宛如荧屏游戏，可以给对方造成毁灭性打击，己方却几乎可以不伤一兵一卒，而且也相对降低了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毁损，这使战争发动方的国内政治及国际舆论道德压力相对减小。结果是一场又一场战争被发动,一个又一个国家遭打击，不仅给相关国家留下了几十年都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而且引发的问题将长期存在，持续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
五、制度的初衷与时代的变迁
目前西方社会中的种种问题，既有其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也有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问题。应该说，西方的价值观和治理方式有符合西方社会特点的一面。它通过竞争性选举定期释放一定的社会压力，使历届政府的错误决策随着选举换届而得到部分修正。这虽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最大发挥，却可维护西方社会的相对稳定。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物极必反。当权力的相互制约异化为朝野的零和博弈，受损的就是公共服务的效率；当民主由崇高的目的异化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割裂的就是社会民众；当新闻媒体异化为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的工具，愚弄的就是民众的良知；当“保护的责任”异化为发动战争的依据，战争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就不可避免；当享受生活异化为超过偿还能力的借贷消费，经济崩溃就是迟早的事。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西方社会不可能不陷入困境，而鉴于西方在国际体系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整个国际社会也就很难实现良好而恰当的全球治理。西方有些人还企图用自己的价值观统治整个世界，甚而用武力把西方治理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这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战争和贫困，只会让人类社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
西方的制度困境有其内在原因，也与时代变迁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面临的世界与二战前甚至冷战前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新兴发展中国家针对国际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迅速进行国内政治经济改革，抓住了巨变中世界提供的发展机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同一时期，西方陶醉于冷战的胜利，判定“历史已终结”，从而固步自封，思想保守，制度僵化，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这正是目前西方社会各类问题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