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2015年09月26日12版

维多利亚文人的知识共同体

高晓玲

社会学家滕尼斯曾在《共同体与公民社会》中提出，除了由血亲和地域组成的共同体外，还有一种更具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精神共同体。他认为，如果人们凡是为着同样的目标一起努力的，若潜意识中存在统一感，便可称之为精神的共同体（communityof spirit）。维多利亚时代文人所构建的，便是这样一种精神共同体。

由于现代科学与人文之争源起19世纪英国，而当时处于转型期的英国的确充满了躁动与不安，致使现代读者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冲突，容易忽略文人在思想层面的共识与交集。“文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表达方式，因为在中文语境中它多限于人文学科，而且传递的并不总是正面含义，然而在英语中的“manof letters”却是最佳选择。根据《牛津大辞典》的注释，文人泛指“有学问的人或学者”。评论家希梅尔法布（GertrudeHimmelfarb）指出，维多利亚时代所说的“文人”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时代精神”，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批判者。本文之所以选用“文人”（manofletters）这个说法，一方面它能够模糊学科界限，另一方面它能够体现维多利亚时代智性群体的共同特征——他们不仅是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而且是致力于思想融聚的知识分子。

在维多利亚时代，思想融聚能够成为可能，一方面由于当时学科分化并未完全形成，而多数文人不会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关注多个思想领域的前沿成果，使得各种学科的话语在他们的著述中得以杂糅和融合；另一方面也和各类大众期刊与杂志的涌现有关，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文人，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评论》、《爱丁堡评论》等权威杂志发表随笔或评论，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使之成为展示最新思想成果或展开思想论战的场所。从小说家、诗人、教育家，到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他们虽然从事不同领域的创作或研究，却常常产生话语的交叠和呼应，在知识问题上尤其如此，有意无意中他们构建了一个知识话语的共同体。

社会批评家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开篇题词援引了圣经中的训诫“所以你们要完全！”尽管这个时代的信仰基础大大动摇，然而虔诚的宗教情怀仍然是其主要特征。阿诺德以这句话开篇顿时使自己的论述获得了一种毋庸置疑的权威力量，成为他“文化”观念的根基。在界定文化时他一直延循“完全”（whole）的思路展开：把文化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强调超越宗派、阶层的立场，倡导人性的全面、和谐、整体发展。如果说文化致力于“完全”能够扩展和健全心智的话，那么“工具性知识”或者说过分细化的专业知识则会导致精神的封闭与仄狭，因此后者往往阿诺德鄙称为“学问”，而非“知识”。

阿诺德的知识观在政治经济学家穆勒和红衣主教纽曼的著述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呼应。穆勒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就职演说》中区分了“浅表性知识”和“整体性知识”。前者大致与阿诺德所说的工具性知识相类，而后者则被看作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因为它强调知识的总体性和关联性。这一区分也主要是针对当时思想界的“派别化”和“标签化”倾向，穆勒反对封闭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形式的派别主义。他相信，在成为任何专业人士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与总体性知识相呼应的便是他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理念——完整的“人”的培养。穆勒的教育理念与纽曼的“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不谋而合。纽曼同样把“健全心智”看作首要教育目标，反对大学教育的功利主义和职业化倾向，因为大学应该培养的是一种“哲学思考的习惯”，这一习惯能够使我们看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同时能够使受教育者具备一种良好素质，使之胜任各种职业。

虽然在现代社会话语中“liberaleducation”与纽曼紧密关联，然而他却并非是这一概念的惟一的阐释者。科学家赫胥黎也就此进行过专门论述，不过由于两人通常被看作科学与人文冲突的对立两端，所以很少有读者看到他们的共通之处。纽曼的提法常被译为“博雅教育”，而提到赫胥黎，读者常常看到的是“自由教育”的说法。两位文人的教育观念的确各有侧重，但总体上他们都坚持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平衡教育。纽曼坚持神学在大学知识体系中的必要地位，赫胥黎则一再强调圣经应纳入中小学的必修课程。事实上，即便是赫胥黎与阿诺德之间的所谓的论争，也可能只是后人的过度阐释。阿诺德在《文学与科学》中对此曾明确表态，指出两人并无根本立场冲突，只是对“literature”的界定范围不同而产生了一些误会而已。

评论家奥蒂斯（LauraOtis）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断裂”与“沟壑”，也不需要搭建什么桥梁，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融合在一体的。她认为，在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只是文学的一种变体”。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Lyell,1797-1875）以故事写作的方式记录了地质变迁的历史，并不断引用维吉尔、贺拉斯、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作家的经典诗句。这种写作风格不仅使他的地质学著作引人入胜，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科学家的地位，让人们确信科学家是符合绅士身份的职业。达尔文在撰写《物种起源》时，常常借用圣经的叙事模式和修辞技巧。催眠师汤森德（ChauncyHare Townsend, 1798-1868）在论述“催眠术”时一边引用牛顿，一边引用柯尔律治，在他看来，两者具有同等真理效用。

实际上，维多利亚科学家借鉴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甚至在科学原则问题上也渗透着文学思维的影响。物理学家丁达尔（JohnTyndall,1820-1893）非常看重想象力在科学探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曾专门撰写文章《想象力在科学中的应用》。他这样写道，“想象力是物理理论的设计师。没有了想象力的应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将不过是对共存和序列的记录。力的概念将会消失，因果关系将会消失，随之把宇宙各部分联结为有机整体的科学也将消失不见。”

尽管这个时期的话语纷繁复杂，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维多利亚文人有着共同的真理诉求，同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坚持大致相似的原则和共识，都倡导知识的总体性和精神价值，强调人类天性的全面均衡发展。这个知识共同体为现代社会留下的，不仅仅是认识方式的变革，而且是迄今为止仍然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的核心思想可以这样表述：知识群体不应拘囿于个人或个别阶层的利益，不应热衷于构建个别群体的权威地位；借用阿诺德的“文化”概念来说，要“不带偏见地”致力于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与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