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9日晚上7点，应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和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张磊教授做了一场题为“言说‘不可知’的沉默：可能性与方式”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张莉教授主持、高晓玲教授评议，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及我院师生300余人，通过“腾讯会议”平台相聚云端，共飨此次学术盛宴。

讲座一开始，张磊教授首先以“声音”引入“沉默”这一话题。在他看来，长久以来，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们热衷于从各个维度探讨声音，却忽略了沉默问题。沉默被赋予了一种不可知性，与不可言说联系在一起，甚至逐渐沦为一种沉默的沉默（或者说沉默的失语）。无论是对沉默的肯定式言说还是否定式言说，都会使言说者进入一种语焉不详、似是而非的窘境。

托马斯·古尔德（Thomas Gould）在《现代文学与哲学中的沉默》（Silence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2018）中将沉默分为超越性沉默（Transcendent Silence）和内在性沉默（Immanent Silence）。超越性沉默指的是一种绝对意义的、无法言喻的、原初的和不可恢复的沉默，与上帝和死亡等一些不可知物联系在一起。这种沉默会给人带来两极化的感受：一方面会在祈祷与沉思过程中使人获得心灵的平静，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恐惧。

张磊教授认为，相比超越性沉默而言，内在性沉默更加真实，是我们能够借助思维力和感受力去接近的沉默。而要探讨内在性沉默，首先需要借助两个“他者”，即声音和语言。这两个“他者”引出了内在性沉默的两种重要分类，即静默（Auditory Silence）和缄默（Verbal Silence）。

根据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的《音乐与不可言说之物（Music and the Ineffable，2003）》，静默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静默中”(silence-during)、“静默后”（silence-after）和“静默前”（silence-before）。这三种状态是一个连续体，且都无法与声音分开。就“静默中”而言，静默本质是有声的，没有纯粹的无声，也没有绝对的零度感知。阿根廷小说家安德烈斯·纽曼（Andrés Neuman）说过：“寂静是不存在的。”约翰·凯奇（John Cage）曾进入到哈佛大学的消声室里去体验静默，但在这里他却听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神经系统运行的声音，另一种是循环血液的声音。柯蒂斯·洛茨（Curtis Roads）在《微声》（Microsound，2002）中描述了在大自然中十分普遍的各种微声。它们不能被人耳听到，然而若借助特殊的仪器，却可以清楚无误地被听到。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1872）中说：“要是我们的视觉和知觉，对人生的一切寻常现象都那么敏感……这岂不会把我们吓死。”在约翰·凯奇的一部概念性作品《4分33秒》中，演奏家在台上不做任何表演，只是请观众认真聆听当时的寂静，但观众却发现他们听到了各种细碎的声音。由此可见，没有绝对静默的空间。所谓的静默空间，不是声音的缺席之地，而是之前没有被注意到的众多声音的在场之处。另外，人类也不可能真正逃脱声音的控制。谢莉·特罗尔（Shelley Trower）在《振动的官能：声音的感知史》（Senses of Vibration：A History of the Pleasure and Pain of Sound，2012）中提出，声音是可以通过人的整个身体被感知的，而不是局限于人的耳朵。所以，纯粹、绝对的“静默”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沉默感”，或者说“几近沉默”。

接着，张磊教授又谈及静默的另外两种状态。大卫·图普（David Toop）认为，静默是被声音幽灵附身的存在，他们之间有“看不透之共鸣（sinister resonance）”。被附身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作为过往声音的痕迹（对应“静默后”）。正如华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在诗歌《绿色植物（The Green Plant，1989）》中所说：“沉默是一个远去了的形状。”当声音现象“坠/淡入”沉默之时，这种“坠/淡入”的行为必然会留下某种声音的足迹/回声。不管那足迹/回声有多么微弱，它都以不争的方式继续存续着。二是作为尚未来临的、未来的声音（对应“静默前”），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劳伦斯·克莱默（Lawrence Kramer）都曾提出相似的概念，认为存在着处于一种将至未至的状态的声音，它在暗处等待并逐渐逼近。总之，这两种状态也都说明静默本质上具有声音性。

另一种内在性沉默是与语言相对的缄默。这种对立性的界定是由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用以说明人的语言是有限度的，而这一限度正是缄默的原因。但张磊教授认为，这样的对立关系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缄默和语言的对立意味着剥夺了动物合法“言说”的能动性。由于认知的局限性，人类还并非充分了解或掌握动物的语言。因为这样的无知，就无畏地将动物排除在言说主体之外，这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另外，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看，人的发声还包含一种无词的、非理性、非逻辑性的言说，比如啜泣声、喘气声、嘟囔声等等。它们的存在往往也承载着交流的意义，但我们却视而不见，这是对话语表达丰富性的自我阉割。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亲语言派”学者和“亲缄默派”学者之间的立场之争。对于缄默的介入，亲语言派学者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警惕、怀疑和恐惧的态度。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就曾在《语言与沉默》中指出：“缄默是语言的否定，是闯入语言境地的野兽。”亲缄默派学者与亲语言派完全相反，他们认为语言才是真正的庞然恶兽，充满着霸权与暴力。譬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便提出语言从本质上来讲“不折不扣地是法西斯的”这一观点。他将语言潜在的合谋性与人类的全部历史决绝地联系在一起：“权利依附于语言，依附于语言结构。”人一旦张口，便会失去自主性，成为语言的奴隶。所以巴特主张“中性”，即主张缄口不语的权利和可能性。

缄默的价值被不少文学批评家所继承，如瑞典学者奥尔森（Ulf Olsson）的《现代文学中的沉默与主体：言语暴力》（Silence and Subject in Modern Literature: Spoken Violence，2013）和美国华裔学者张敬珏（King-Kok Cheung）的《尽在不言中：山本久惠、汤亭亭与小川乐》（Articulate Silences: Hisaye Yamamoto,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Joy Kogewa，1993）。然而，缄默与语言的关系是复杂的。斯坦纳对语言的激进捍卫态度实际上说明他认识到了语言的脆弱性。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大众传播、陈词滥调，让语言沾染了俗气、浅薄、平庸。以乔伊斯、福克纳等为代表的意识流写法是试图让语言活过来的一种方式，但语言的颓势几乎是不可逆的。而巴特的主张也存在一些问题，缄默的自由转瞬即逝，其策略性价值相当有限。

最后，张磊教授总结认为：摒弃二元对立的思想，才能对沉默与其他者之间近乎于复调式（各自独立却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关系性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才能更接近沉默的真相，才能发现沉默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的、也是极为丰富的内涵，才可以真正言说沉默。

主持人张莉教授引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沉默的美学”的阐释来呼应张磊教授从沉默的对立面“语言”与“声音”来阐释沉默的路径和方法，认为沉默也可以呈现为否定的力量，是伊哈布·哈桑所言之“愤怒的呐喊”和“启示的声音”。评议人高晓玲教授高度评价了此次讲座，认为讲座的跨学科视野极具启发性，她谈及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浪漫主义时期诗人对声音和沉默概念的阐释，并以圣经中“still small voice”的例子来说明微弱的声音也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是神圣化的效果。

在最后的交流环节，张磊教授就大众化、倾听哲学和声音与沉默的对立统一关系、超验性沉默等问题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