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3日，我院副院长、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晓玲教授应邀于西安翻译学院作学术讲座，题目是“镜子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现代视觉体验”，来自全国各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300余名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讲座由西安翻译学院特聘教授、中外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终身职教授童明老师主持。

首先，高晓玲教授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文化中镜子的不同内涵。从公元2-3世纪成像模糊的罗马玻璃碎片到中世纪能显露人心中恶魔的“照妖镜”，再到十九世纪大规模制造生产的玻璃。镜子的功能，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和观察、认识自我息息相关。它的装潢价值构建了自我意识与社会空间的关联，而其符号价值则间接反映了消费群体的社会地位和阶层分化。近代以来光学工具的多样化更是催生了新型观察者，使镜子成为规训群体需求的媒介。不仅如此，镜子因其带给人的断裂的、碎片化的、瞬息万变的不确定性，成功地占据了现代性(Modernity)的一隅。其观察模式不仅带来了主体的客体化，而且催生了媒介意识和人际关系的物化(Objectification)与异化(Alienation)。

随后，高晓玲教授结合具体的文本和多元的媒介对维多利亚艺术作品中的镜子及其功能进行了详细分析。

以亨特的《良心的觉醒》（1853）为例，作为消费符号的镜子，一方面是维多利亚小说中家居装潢的必需品，象征着中产阶级富足的生活和特殊的自我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它拓展开来的空间虚象也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提供了隐蔽而具有优势的观察视角。

除了符号价值之外，在维多利亚小说中，镜子同样是沟通的媒介。它体现着自我认知的方式，但这种自我常常以陌生化的他者形象呈现。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拉姆尔夫妇二人以镜子为交流的媒介，折射出了人物关系隐而不宣的真实状态，与其说是良心相印的体认和契合，倒不如是亲密关系的虚假和异化本相。此外，在《董贝父子》中，镜子同样成为了董贝和妻子伊迪丝关系中间的隔阂。而在《简爱》中，镜子则给主人公带来了对自我的误认：镜中的深景是虚幻的与现实形成对比，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恐惧和被压抑的自我，即弗洛伊德的“暗恐（the uncanny）”。

高教授借乔治·艾略特之语阐述了镜子和真实之间的关系。在《亚当·比德》中，作者如是说，“我的责任是要尽量确切地告诉你，那反应的形象是什么样子，正如我在证人席上发了誓，要如实叙述我所见到的情况一样。”她敏锐地察觉到：以镜子为媒介所反应的并不全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在主体理解上的真实。

讲座的最后，高晓玲教授指出，镜子在维多利亚小说中不仅是中产家居装潢的组成部分，也参与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形塑了人物的性格。镜子作为商品的消费功能大于其使用功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镜子达成契合或产生更大的隔膜与疏离；人们通过镜子重新认识自我，但也常常带来自我的误认；小说家则借助镜子反思头脑作为认识媒介的缺陷以及写实主义的局限性。

主持人童明教授高度评价了高晓玲教授的讲座，认为其汇报有丰富的材料支撑和严谨清晰的思辨过程，为广大学子做出范例；此外，运用文化研究的总方法论，从具象的物出发，以小见大，深化至文化和历史的高度，进而引发现代性反思。最后，高教授与童明教授一起，同线上线下的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