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科研投入经费快速增加，对中国科研产出的期待也达到了没有先例的高水平。尽管通常也会强调数量不能说明一切，但中国科研经费的管理者非常乐于指出，中国论文发表数量已经接近美国，并且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

但与巨额经费相伴的巨大责任，以及中国科研领域里的许多问题，也让科研人员困扰。最近召开的“三合一”科技大会上，科研人员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并非科技界特有的，比如院士们希望能方便上网，以跟进最新科研进展，还有些问题，则涉及中国科研经费的管理体制。

科研人员尤其抱怨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复杂的申请机制和不透明的评审机制使得经费资源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而繁琐的支出规定和僵化的报销制度，则使得行政成本高得可怕。和高校与研究机构一样，大多数科研项目的日常管理也由行政人员主导。

李克强总理也在大会上表示对此感同身受。他说，“世界上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的高校、一流的科技成果，从不是靠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管理管出来的。”

韩春雨的遭遇似乎是对李克强观点最好的证明。韩春雨的团队最近因为发明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而一鸣惊人。这一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之前，韩春雨始终默默无闻。他只有副教授职称，任职的河北科技大学是一家不知名的地方院校，从来没有获得过充足的研究经费。但韩春雨认为，河北科技大学宽松的氛围对他的研究至关重要。

宽松的科研氛围并不仅仅意味着给科研人员某些优待。中国科学家施一公和饶毅曾在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文章中批评说，研究经费分配中的严重不公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他们认为，这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事实上，“尊重人才”、“给自主权”这类说法并不新鲜，而正是这些说法默认了行政管理者掌握并分配社会资源的前提。

出路是改革科研体制，建设一个科学共同体。我们认为，技术路线的选择权、资源的分配权，只有从官员群体手中转移到科学共同体手中，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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