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民教育研究方法新探——批评性话语分析

束永睿 傅安洲 聂迎娉

摘 要：批评性话语分析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话语分析方法，旨在通过对语言表面形式及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揭露话语内部隐含的意识形态与权势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能为美国公民教育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概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内涵、方法、基本论点和原则，从研究目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阐述其对美国公民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并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中情态动词的分析，挖掘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倾向。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美国公民教育研究；新视角；方法论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CDA）

1.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内涵。话语分析这一交叉性学科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在吸收批评语言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主要的话语分析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最早由英国语言学家福勒等人于1979年在《语言与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中提出。

1989年，著名语言学家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在其著作《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中首次明确提出“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一概念。此后，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并被广泛应用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批评性话语分析中包含了“批评”和“话语”两个重要的概念。沃达克（Wodak）指出，批评既是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揭露，同时也是对不平等现象的改变。费尔克劳夫从联系、发展的观点出发，认为事物之间的联系由于被曲解而不为人知，批评的目的在于重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原因。哈金（Huckin）认为，批评源于权力的失衡，批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揭示失衡的权力关系，消除不公正、不民主的现象。华莱士（Wallace）指出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和具体语篇之中，批评是主张人们关注话语的意识形态基础。关于话语的概念界定，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不同学者对“话语”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福柯（Foucault）将“话语”界定为“隶属于同一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他认为“话语”不仅是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的描述与反映，还是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构建的载体。费尔克劳夫在其《语言与权力》中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与社会实践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语言是这种社会实践的一个实例。克莱斯（Kress）（1985）在其《社会文化实践中的语言过程》（Ideolog?ical Structures in Discourse）中指出，话语是“给社会制度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种系统组织方式”，话语即是定义、描述和界定权力制度或者权力阶层可能会发生的某种言论、行为。范·戴克（Van Dijk）（1998）把“话语”看成是交际事件和言语成品，认为广义的“话语”指的是某个交际事件，包括交际行为的参与者（指说写者、听读者）或者一特定的场景（时间、地点、环境）。狭义的“话语”指的是“谈话”（talk）或“语篇”（text），是完成了的或正在进行的交际事件的“产品”（Van Dijk，1998：193-196）。综合看来，笔者认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旨在通过对话语表面形式及其生成的社会背景的分析，挖掘话语背后隐含的不为人知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以揭露并希望改变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现象的一种研究方法。批评性话语分析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批判性、跨学科性等特点。近年来，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了其他社会学科研究的发展，也使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2.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伴随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的兴起，其分析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流派。费尔克劳夫的语篇实践分析方法，将语篇看做一种社会实践的过程，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透视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挖掘语篇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范·戴克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出发，指出应通过分析与权力相关的话语结构，揭示产生这些结构的社会过程和认知过程。沃达克的“话语历史”方法主张将社会背景信息融合起来，从微观与宏观、历时与共时层面对语篇进行分析。还有以克莱斯和范·利文（van Leeuwen）等为代表，通过综合运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对语言、声音、图像、动作等多模态资源的分析，探求多样化的符号资源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的方法。

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的选择与研究实践的需要紧密相关，研究实践中可以使用单一的方法，也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批评性话语研究是与一般性话语研究不同的分析方法，带有明显的批判的印记，认为话语是社会文化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从对话语表面形式入手，结合话语生成的语境，运用多种途径分析话语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空间和创新空间；另一方面，各个话语分析方法的侧重点的不同，有利于保证研究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3.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论点及原则。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克劳夫曾在其著作《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一书中提出了有关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个论点。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过程，它与其社会文化环境中各个要素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权力关系等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语言的使用不仅仅能揭露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能够促使社会的变革。随后，费尔克劳夫和沃达克总结了批评性话语分析所应该遵循的八条原则：第一，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第二，话语反映权力关系；第三，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第四，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第五，话语具有历史关联性；第六，语篇与社会是间接关系；第七，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第八，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这八条原则阐明了批评性话语分析有别于其他话语分析方法的特点。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对美国公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20世纪70年代，随着批判语言学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语言转向，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语言与社会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语言学理论和观点逐渐被应用于教育研究领域，引起了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和讨论。自此，教育研究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和大众生活，从抽象的理论转向丰富的生活实践。批评性话语分析作为语言学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对研究美国公民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深刻揭示美国公民教育的实质与特征。美国公民教育起步早，体系完善，在推动美国社会稳定、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公民教育研究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热点领域，究其研究目的，一是通过对美国公民教育文本等大量素材的研究，探求美国公民教育的基本规律、实质与特征，获取新的认识；二是通过分析研究美国完善的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学习其有益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完善提供有益借鉴。美国通过学校教学、媒体宣传、公民实践等多种途径和渠道建构了立体化的公民教育体系，渗透式地开展公民教育，使公民主动接受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具有隐蔽性的特点。美国公民教育根本目的是为培养适合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合格公民，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决定研究美国公民教育需要从其表现形式入手，通过分析其公民教育的话语，深刻挖掘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势关系与意识形态。

在研究目的这一点上，批评性话语分析对于美国公民教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语言是意义的载体，是一种社会符号，其主要的功能是表征世界及人们的思想观点，美国公民教育的实质与特征通过语言等话语形式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公民教育的研究是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出发，立足于语言，通过对话语、话语关系及话语生成的语境等的研究探求美国公民教育的实质与特征。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它从批判性视角借助对话语的词汇、语句以及功能等层面的分析，为研究者更好地揭示美国公民教育的本质、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方法基础，能够使研究者以批判的眼光透视其公民教育的实质，为美国公民教育研究提供更为深刻的判断与分析工具。

2.扩展研究范围，丰富研究对象。美国公民教育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包括美国公民教育体系结构和公民教育发展的整体性问题；微观方面包括美国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标准、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社区实践活动等公民教育事实。美国公民教育研究的文本种类多样，从国会的法案、政府的文件到地方的政策法规，从学校的课程标准到社区的行动方案，从州、学区各自编订的教材到非政府机构编订的教程，从图书馆藏到报刊杂志及个人论文等等。这些文本多为单纯文字表述，是美国公民教育研究的重要素材。另一方面，美国公民教育注重通过民主实践培养公民意识、品格和政治参与技能，公民实践活动过程和公民的感受往往以录音、视频等非文本语言形式记录下来，真实的图像、符号、录音和鲜活的视频资料等是美国公民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因此，美国公民教育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为文本，更应该扩展至课堂辩论、模拟会议、视频文件、课堂话语、选举现场等鲜活公民实践素材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前沿学术研究领域，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重要分析方法。多模态话语分析摒弃了以往主要以文本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分析模式，认为语言并不是唯一的意义源泉，图像、色彩、音响、动画等其他意义表现形式在话语意义构建过程中也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不仅局限于理论探讨，也逐渐涉及到了视觉应用、语料库建设、教学应用等领域。研究中将多模态话语分析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结合应用，即从批评视角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可以使研究对象的范围从话语扩展到包括由图像、声音、色彩等一系列元素组成的录像、影视资料等。因此，美国公民教育研究中两种话语分析模式的结合应用，能够改善一直以来以文本研究为主的局面，有效扩大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为研究者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为美国公民教育研究深入开展提供更多的选择。

3.完善与补充美国公民教育研究的方法。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经过长期的发展不断完善，以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为主，根据具体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范式。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的发展虽然已经趋于成熟，但其仍然不完善。当前美国公民教育研究的方法没有能够跳出原有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已有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研究以“文本引用”方法为主，研究者习惯于从一般原理出发，按照原理的逻辑裁剪文本，重某些“语句”“语段”，轻“语篇”或全文本分析，难免断章取义甚至主观臆断。其次，美国公民教育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的学术实践活动，“和其他教育科学研究者不同，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站在本民族国家教育的立场上，考察不同民族国家教育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及其相互关系，是代表本民族国家的教育在国际教育学术论坛上与世界各国进行跨文化对话。”这就导致其观点形成的过程难免带有研究者的主观色彩，研究者的主观世界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结论的产生。再次，美国公民教育研究对象多是公民教育的文本，包括法律文件、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和教材等，文本语言皆为英语，我国教育研究者受母语话语体系的影响，加之自身知识结构及能力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对文本原意的把握会出现偏差，影响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因此，美国公民教育研究除了需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还需要学习、借鉴并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创新，以满足美国公民教育研究的实践需要。批评性话语分析能有效地克服美国公民教育研究跨文化实践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并且在英语的语境下研究美国公民教育的文本语言和其他各类素材。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应用于美国公民教育研究，并结合比较教育原有的研究范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的有效性、客观性。

三、美国公民教育文本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应用实例

1994年，在美国教育部（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教育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ERI）和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的资助下，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简称“中心”）编制了《公民学与政府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标准》是美国《公民学与政府》课程的第一个全国性标准，它为美国中小学生设计了毕业应当达到的学习标准。《标准》的制定为美国中小学公民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其影响力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大。到2009年，美国有49个州依据《标准》制定了本州的公民教育标准，有29个州规定高中生必修一门有关政府或公民学的课程。

此外，《标准》也为美国全国公民教育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1998年至2010年美国国家评估理事会三次制定美国公民教育评估框架，该评估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标准》。笔者基于韩礼德对情态动词分类的理论，借助Antconc3.2.4.语料库分析软件，采用费尔克劳夫的语篇实践分析中的语言分析的方法，对《标准》中的情态动词“should”的词汇选择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以探索其词汇选择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与权势关系，作为将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应用于美国公民教育研究的初步尝试。费尔克劳夫吸收了韩礼德、福柯、巴赫金等语言学家的重要观点，提出了语篇实践分析模式。费尔克劳夫的语篇实践分析主要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骤是对话语秩序的分析，又可以称为结构分析，即透过文本的话语秩序的分析来揭示语篇之间的等级关系，以挖掘语篇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与权势关系；第二步骤是互动分析，互动分析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互语分析和语言或符号分析。韩礼德根据语气强弱及其确定程度将情态动词分为高量值、中量值和低量值三类。他认为，不同的情态值代表的含义不同。低量值情态动词语气较弱，所包含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中量值情态动词的使用既能使语言具有非绝对性，又能委婉地表达语篇生成者的思想观点，使语篇生成者可以灵活掌握和控制语篇。使用中低量值的情态动词既可以缓和语气，婉转地将观点表达给读者，又能避免造成给人武断、强加于人或者是盛气凌人的感觉，从而达到使语篇更容易被读者接受的目的。经统计，《标准》文本中共出现868次情态动词，通过词频表显示，should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情态动词。我们可以得出语篇中的各个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及其在语篇的情态动词使用中所占的比例。

情态动词在句中一般充当谓语动词，其前后的句子成分都是话语表述的关键内容。情态动词的主语通常是动作的施动者，情态动词之后使用的词类则隐含语篇生成者的潜在意图，研究分析情态动词前后的成分对我们理解和把握话语的真实含义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考察文本中情态动词should的前后搭配词丛。经统计，本语篇420个使用“should”的句子中，328个句子的主语为“students”，317个should后面使用了“beable to”结构。“should”一词属于中量值情态动词，通常表示一种委婉的建议，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be able to”在《牛津高阶词典》中的意为：“used as a modal verb tohave the skill，intelligence，opportunity，etc. needed to dosth.”，意为“能够，能”，表示具备做某事的能力。将“should”与“be able to”组合使用意为“应该具有做某事的能力”，相当于一个高量值情态动词，其表示的含义不再是一种委婉的建议，而是隐含强烈的建议与要求。众所周知，美国各州享有处理本州公共教育事务的权力，因此文本中避免使用直接的、强制性的语言。结合《标准》文本分析，“should”一词正具有委婉表达观点、提供建议的功能，“should”的高频率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教育体制的特点决定的。“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表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与能力，其背后隐含着强制性、导向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该结构的大量使用表现出对美国中小学生在《公民学与政府》课程中必须要学习的内容（包括知识、技能等）的强制性、导向性要求；二是对《标准》的使用者和参考者（包括州政府、学校、老师等）无形中施加了强制性、导向性的影响，使后者在制定具体标准，实施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当按照《标准》所规定的内容从事实践活动，也反映出标准制定者处于权势关系中强势的一方。通过对特定情态动词及其前后搭配的全面分析可以发现，语篇在情态动词的选用上，非完全如《标准》序言中表述的“此标准是非强制性，各州、教育中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标准”。在本文中隐藏着标准制定者在话语中强势的地位，也隐含着与《标准》序言表述含义不一致的意图。从文本的情态动词话语意义的构建上，可以得知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服务于美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与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的公民教育目标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