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瑛谈“八荣八耻”一周年:落实道德要充满信心 更要有恒心
2007年3月9日下午,围绕“八荣八耻”提出一周年取得的成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瑛应邀接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采访,他就“八荣八耻”荣辱观产生的社会影响、干部道德建设对社会风气的导引以及如何利用奥运时机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等谈了他的看法。
嘉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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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陈瑛
陈瑛:男,67岁,中共党员。1957年至196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先后在北京政治学校、北京工业大学担任哲学课辅导员、教师。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攻读伦理学专业硕士学位。1981年研究生院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自1981年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现任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职务是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八条概括非常全面、准确 在全国人民中产生极大反响
记者:以 “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已经开展一年时间,这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陈瑛:胡锦涛同志发出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指示至今已经一周年了,回顾这一年,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过去我们讲道德时,一般都讲道德规范、道德准则,没有从荣辱观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实际上荣辱观问题这个角度是抓得非常之好,因此一提出来以后,就受到了舆论界,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欢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很多地方,不单车站站牌上,单位宣传栏里都有标语,而且已经植根于人民群众心中,这八条非常之全面,非常之准确,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陈瑛:据我所知,在很多单位是一条一条进行研究,研究在自己行业、在自己单位里,究竟如何落实这八条。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地方。因为这对我们和谐文化建设方面是一件很大的事和很大的推动。尤其在去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八荣八耻”的落实作为其中一项内容,这就使得“八荣八耻”荣辱观的位置、意义更加明确和具体了。“八荣八耻”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更好地体现,所以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理论上的发展。
陈瑛:历史各个时期,实际上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在古代也要提倡“一道德而共风俗”,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要是没有共同的道德,没有共同的风俗,没有共同的习惯和作风,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使得社会不能够稳定和和谐,就难以得到发展。因此,各个时期实际上都在抓这个问题,但是,过去往往这是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而现在党中央提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其中包括“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就非常自觉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也是理论上的重大的提高。所以,我感觉到“八荣八耻” 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理论本身也在发展,在社会上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实践中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记者:去年中宣部宣教局也组织好几场有关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网上座谈会,您也参加了两场,您觉得这种网上宣传形式效果如何?
陈瑛:我觉得效果也是很好的,据全国报道已经有上亿人关注网络,而这些人思想上比较敏锐,文化上水平比较高,这些人实际在社会上起中坚和骨干力量,在他们中可以得到讨论和共识,这对于推动全国人民对一些问题的共识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我感觉这是可以肯定的。
记者:除了参加网上座谈会以外,您还参加过什么讲座或者访谈活动?
陈瑛:很多单位我都去讲过,包括全国人大,还有国资委的一些企业以及机关,当然还有一些学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对道德建设不能过分急躁 但是更不能停顿、懈怠
记者:您去的是高校还是中学?
陈瑛:主要是高校。但是我想说,道德问题我们不可能一天或者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马上变个样子,形成气候,有时它的作用是需要长久来发挥,我们不可能急迫要求马上出现什么变化。这样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所以我感觉到,这好象是春天的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它是会使好的道德风尚,好的道德品质,扎在人民心中,然后逐步发芽,生枝,生长出来,然后再开花,而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过分的急躁,但是我们更不能停顿,感到好象这个效果,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时期不是很明显,因此就放弃了,实际上它有无限的生机,需要我们耐心陪护,要不断地浇灌,然后才能够顺利的成长。
记者:过去我们讲“ 仓廪实而知礼节”,公民的道德素质的提高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有直接关系?
陈瑛:可以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多方面决定,一方面是衣食住行要依靠经济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道德,经济上就很难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生活的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依靠文化,要靠互相之间的沟通,一种感情交流。这些东西更是受道德直接影响的。但是生活质量也不一定完全跟生活水平成正比,有时尽管物质条件不好,也可能有很高的生活质量。比如,过去我们在抗大时,生活非常艰苦,但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好,道德品质很高尚,为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精神振奋,这就是发展,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是很高的。
记者:也就是物质生活水平不高时,也可以有好的道德修养。
陈瑛:因为文化道德这个东西,虽然是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决定,但是回过头来,礼仪性对基础性东西的影响也很大。
陈瑛:因此我就感觉到,贯彻“八荣八耻”、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坚决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只有日积月累才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这有如大家爬山似的,有时觉得往上爬好象进步并不是很大,但是回过头来看,已经爬得很高了,所以我们这种思想道德建设也是这样,要充满信心,更要有恒心,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才能做得越来越好,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记者::陈会长,就您看,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哪些方面不好的风气?
陈瑛:这很多,“八荣八耻”实际上指的都是有缺陷的,需要我们努力的地方。比如说爱祖国,实际上要真做到很不容易,要爱我们祖国不是一句空口号,要表现在我们实际行动中。比如说爱人民,这实际上标准也非常高。甚至于爱科学,爱劳动,像这些实际上要真正做到都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遵纪守法,在这些问题里相对来说,这条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实际上要真正做到也不容易。比方说,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怕自己吃亏,不遵守交通规则,不遵守社会的公共生活规范,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所以真正要自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贯彻到每个自己行动中,把“八荣八耻”刻在自己头脑中,这不是一年两年,10年20年的事,对我们来说甚至是一个终生的事业。
因此要形成一种好的社会风气,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恐怕要几代人连续不断的努力才可以完成。
谢延信从一个方面非常典型地实践了服务人民的命题
记者:在宣传“八荣八耻”一年过程中,也涌现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比如说河南矿工谢延信,大孝至爱
陈瑛:实际上这就体现一个是诚实守信,另外体现了服务人民,服务人民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既要服务于国家的人民,服务于全世界的人民,但首先是服务于咱自己的家庭成员,自己周围的人,自己的邻里,自己单位的人,他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谢延信是从一个方面非常典型的实践了服务人民的命题。像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有很多,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都会讲一些相关人物,这在实践中,实实在在的事情也可以感动很多人。这种办法也是非常好的。
记者:陈会长,我想请您评价一件事,今年的寒假,郑州大学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题目是回家给父母说一句温馨的话,帮助父母做一份家务劳动,其中还提到,要给父母磕一个头,后来社会上和媒体有不同的评价,您认为弘扬孝道,磕头这种形式,能不能继续保留?
陈瑛:我觉得实现孝道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地区和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自己的做法,具体来说,磕头是不是必需的,我不以为然,不一定要表现在磕头上,鞠躬也可以,说一些温馨的话,递一杯滚烫的茶水,为家里做家务劳动,我觉得这都很好。至于某一种方式大家都要搞,我认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也未必合适。但是,这种努力,这种想法,落实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愿望是好的。还是应该支持他们的。但是具体来说,如何做,可能各个地方有各个自己的看法,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发展。
干部对社会风气扭转起着某种程度的导引作用
记者:干部对社会风气扭转起着某种程度的导引作用,如何看待干部道德建设和生活作风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陈瑛:我觉得有关干部作风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向来把干部实际上也就是士大夫当成是一种榜样。尤其是我们在革命战争中,长期形成一种习惯,即我们的干部要冲在前面,做什么事为人民服务也好,冲锋陷阵也好,都要做到前面,要做到率先垂范。这样的力量,这种“榜样”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是无穷无尽的,过去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和效果。
陈瑛:现在干部的情况我是这样认为,多数干部还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在作风上不能说他们问题严重得不得了,但是这里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包括很多原因,一个从整体来说,一受向市场经济转轨,另外受到西方思想传入的影响,还有跟我们一些干部没有经过战争那种严酷锻炼和考验有关。总而言之,实际上在很多问题上,不是说不想做好,而是有很多东西不知道如何做好。在实际当中又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跟私营企业家,怎么处关系问题,比如说,在饭桌上、在公共场合下,如何既能坚持原则,但是还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再比如说碰到节日时,碰到送礼时,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诸如此类问题,看起来很细致,实际上体现一种精神,究竟该怎么做,这里面应该说有很多学问的,有很多文化包含在其中。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很细致去抓,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包括思想道德干部教育上,都是说讲原则性的情况比较多,具体如何做,碰到的一些问题如何处理,尤其是在青年干部中,有时并不知道怎么做。特别是在调动职务、环境改变了以后有时就茫然失措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一些不合适的举措也是难免的。所以我感觉到,我们干部作风问题不少,包括吃吃喝喝,严重的行贿受贿也是不少,有一些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但是更多是由于文化层次不高,包括文化的自觉的意识不够坚定使然,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自觉不自觉就盲从,就跟着旧的习惯来做,甚至坏的习惯就延续下来,我感觉对他们来说,今后更多是一个教育问题。当然要真正触犯法律的,我们党和国家,要进行纪律检查,现在各个部门都在加强这方面工作进一步制度和方法在完善,我认为针对这些我是非常高兴的,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做,但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但是在教育上,要跟具体、深入,深入到具体的招待当中,比如说招待费如何使用?使用上对外国人怎么样,对同级怎么样,对上级怎么样,这些都要有更详细的研究和规定。在饭桌上有一些人爱瞎说,比如说谁官高谁官低,吃吃喝喝,谈一些趣闻轶事等,这些东西实际上也不是很健康的,我也看见过一些,我对此也很反感。这就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很低,有时很难有高雅的谈吐,对外来介绍本地的风光,介绍历史人物,诗词歌赋,这样既有成就感,又宣传了当地,但是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
总而言之,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在文化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素质以后,眼界就不光只盯着升官,不会急功近利于取得眼前的利益,而是从更广阔的角度,从更根本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政府廉政作风建设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把奥运会变成我们学习文明礼仪提高道德素质的学校
记者:您是中国伦理学会会长,请问,这一年以来,伦理学会开展了什么工作,组织了哪些活动?另外我想知道,在社会伦理包括行政伦理建设方面,国外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陈瑛:我们伦理协会,一年以来努力贯彻中央的指示,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示,我们都利用不同方式进行宣传,努力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贯彻。比如说我们和中宣部宣教局,共同在湖南开了一个公民道德论坛,这个论坛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了,这已是第三次。全国很多地方的研究人员、理论工作者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都来参加了,推动了全国“八荣八耻”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和贯彻,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搞了一些学术研讨,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基地为主体,在海南进行了讨论,组织全国上百名伦理学家进行研究和探讨。诸如此类我们还是在宣传贯彻中做了很大相关工作。
至于谈到国外关于干部教育的经验问题,我们有很多研究行政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同志,在这方面他们都做了很好的的工作,他们把国外的东西翻译和整理出来,然后在课堂上把这种思想写成书,进行出版。当然这方面工作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还是在逐渐开始,我们力量还比较薄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努力贯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贯彻和落实。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借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把中国人懂荣辱、讲文明、知礼仪的素质再提高一步?
陈瑛:奥运会不但是我们国力的展示,更主要是一个学习和锻炼的机会,通过奥运这个契机,来落实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升我们公民道德素质,改善我们自己的社会风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比方说,热爱祖国,我们如何在奥运会上体现我们热爱祖国?维护我们国家的,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包括我们诚信在工作中如何落实在具体工作上,尤其是我刚才说,遵纪守法,热心公益事业,都是体现服务人民,服务人民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体现在热情的接待外国的游客,认真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特别是一些志愿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实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们也可以看看国外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是怎么样遵守社会公德的,学习他们好的经验,以提高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大家都把这件事重视起来,把奥运会变成我们学习文明、学习礼仪、提高我们道德素质的学校,如果我们把这个学校办好了,真正利用好这个机会,我觉得会使我们北京市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公民道德素质提高一大步。
(发布日期:200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