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陈瑛

陈瑛：男，67岁，中共党员。1957年至196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先后在北京政治学校、北京工业大学担任哲学课辅导员、教师。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攻读伦理学专业硕士学位。1981年研究生院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自1981年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现任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职务是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道德与文明》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八条概括非常全面、准确 在全国人民中产生极大反响

记者：以 “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已经开展一年时间，这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陈瑛：胡锦涛同志发出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指示至今已经一周年了，回顾这一年，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过去我们讲道德时，一般都讲道德规范、道德准则，没有从荣辱观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实际上荣辱观问题这个角度是抓得非常之好，因此一提出来以后，就受到了舆论界，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欢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很多地方，不单车站站牌上，单位宣传栏里都有标语，而且已经植根于人民群众心中，这八条非常之全面，非常之准确，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陈瑛：据我所知，在很多单位是一条一条进行研究，研究在自己行业、在自己单位里，究竟如何落实这八条。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地方。因为这对我们和谐文化建设方面是一件很大的事和很大的推动。尤其在去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八荣八耻”的落实作为其中一项内容，这就使得“八荣八耻”荣辱观的位置、意义更加明确和具体了。“八荣八耻”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更好地体现，所以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理论上的发展。

陈瑛：历史各个时期，实际上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在古代也要提倡“一道德而共风俗”，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要是没有共同的道德，没有共同的风俗，没有共同的习惯和作风，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使得社会不能够稳定和和谐，就难以得到发展。因此，各个时期实际上都在抓这个问题，但是，过去往往这是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而现在党中央提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其中包括“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就非常自觉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也是理论上的重大的提高。所以，我感觉到“八荣八耻” 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理论本身也在发展，在社会上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实践中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记者：去年中宣部宣教局也组织好几场有关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网上座谈会，您也参加了两场，您觉得这种网上宣传形式效果如何？

陈瑛：我觉得效果也是很好的，据全国报道已经有上亿人关注网络，而这些人思想上比较敏锐，文化上水平比较高，这些人实际在社会上起中坚和骨干力量，在他们中可以得到讨论和共识，这对于推动全国人民对一些问题的共识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我感觉这是可以肯定的。

记者：除了参加网上座谈会以外，您还参加过什么讲座或者访谈活动？

陈瑛：很多单位我都去讲过，包括全国人大，还有国资委的一些企业以及机关，当然还有一些学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对道德建设不能过分急躁 但是更不能停顿、懈怠

记者：您去的是高校还是中学？

陈瑛：主要是高校。但是我想说，道德问题我们不可能一天或者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马上变个样子，形成气候，有时它的作用是需要长久来发挥，我们不可能急迫要求马上出现什么变化。这样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所以我感觉到，这好象是春天的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它是会使好的道德风尚，好的道德品质，扎在人民心中，然后逐步发芽，生枝，生长出来，然后再开花，而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过分的急躁，但是我们更不能停顿，感到好象这个效果，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时期不是很明显，因此就放弃了，实际上它有无限的生机，需要我们耐心陪护，要不断地浇灌，然后才能够顺利的成长。

记者：过去我们讲“ 仓廪实而知礼节”，公民的道德素质的提高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有直接关系？

陈瑛：可以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多方面决定，一方面是衣食住行要依靠经济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道德，经济上就很难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生活的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依靠文化，要靠互相之间的沟通，一种感情交流。这些东西更是受道德直接影响的。但是生活质量也不一定完全跟生活水平成正比，有时尽管物质条件不好，也可能有很高的生活质量。比如，过去我们在抗大时，生活非常艰苦，但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好，道德品质很高尚，为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精神振奋，这就是发展，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是很高的。

记者：也就是物质生活水平不高时，也可以有好的道德修养。

陈瑛：因为文化道德这个东西，虽然是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决定，但是回过头来，礼仪性对基础性东西的影响也很大。

陈瑛：因此我就感觉到，贯彻“八荣八耻”、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坚决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只有日积月累才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这有如大家爬山似的，有时觉得往上爬好象进步并不是很大，但是回过头来看，已经爬得很高了，所以我们这种思想道德建设也是这样，要充满信心，更要有恒心，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才能做得越来越好，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记者：：陈会长，就您看，当前社会上还存在哪些方面不好的风气？

陈瑛：这很多，“八荣八耻”实际上指的都是有缺陷的，需要我们努力的地方。比如说爱祖国，实际上要真做到很不容易，要爱我们祖国不是一句空口号，要表现在我们实际行动中。比如说爱人民，这实际上标准也非常高。甚至于爱科学，爱劳动，像这些实际上要真正做到都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遵纪守法，在这些问题里相对来说，这条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实际上要真正做到也不容易。比方说，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怕自己吃亏，不遵守交通规则，不遵守社会的公共生活规范，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所以真正要自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贯彻到每个自己行动中，把“八荣八耻”刻在自己头脑中，这不是一年两年，10年20年的事，对我们来说甚至是一个终生的事业。

因此要形成一种好的社会风气，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恐怕要几代人连续不断的努力才可以完成。

谢延信从一个方面非常典型地实践了服务人民的命题

记者：在宣传“八荣八耻”一年过程中，也涌现出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比如说河南矿工谢延信，大孝至爱

陈瑛：实际上这就体现一个是诚实守信，另外体现了服务人民，服务人民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既要服务于国家的人民，服务于全世界的人民，但首先是服务于咱自己的家庭成员，自己周围的人，自己的邻里，自己单位的人，他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谢延信是从一个方面非常典型的实践了服务人民的命题。像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有很多，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都会讲一些相关人物，这在实践中，实实在在的事情也可以感动很多人。这种办法也是非常好的。

记者：陈会长，我想请您评价一件事，今年的寒假，郑州大学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题目是回家给父母说一句温馨的话，帮助父母做一份家务劳动，其中还提到，要给父母磕一个头，后来社会上和媒体有不同的评价，您认为弘扬孝道，磕头这种形式，能不能继续保留？

陈瑛：我觉得实现孝道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地区和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自己的做法，具体来说，磕头是不是必需的，我不以为然，不一定要表现在磕头上，鞠躬也可以，说一些温馨的话，递一杯滚烫的茶水，为家里做家务劳动，我觉得这都很好。至于某一种方式大家都要搞，我认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也未必合适。但是，这种努力，这种想法，落实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愿望是好的。还是应该支持他们的。但是具体来说，如何做，可能各个地方有各个自己的看法，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发展。
干部对社会风气扭转起着某种程度的导引作用

记者：干部对社会风气扭转起着某种程度的导引作用，如何看待干部道德建设和生活作风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陈瑛：我觉得有关干部作风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向来把干部实际上也就是士大夫当成是一种榜样。尤其是我们在革命战争中，长期形成一种习惯，即我们的干部要冲在前面，做什么事为人民服务也好，冲锋陷阵也好，都要做到前面，要做到率先垂范。这样的力量，这种“榜样”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是无穷无尽的，过去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和效果。

陈瑛：现在干部的情况我是这样认为，多数干部还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在作风上不能说他们问题严重得不得了，但是这里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包括很多原因，一个从整体来说，一受向市场经济转轨，另外受到西方思想传入的影响，还有跟我们一些干部没有经过战争那种严酷锻炼和考验有关。总而言之，实际上在很多问题上，不是说不想做好，而是有很多东西不知道如何做好。在实际当中又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跟私营企业家，怎么处关系问题，比如说，在饭桌上、在公共场合下，如何既能坚持原则，但是还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再比如说碰到节日时，碰到送礼时，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诸如此类问题，看起来很细致，实际上体现一种精神，究竟该怎么做，这里面应该说有很多学问的，有很多文化包含在其中。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很细致去抓，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包括思想道德干部教育上，都是说讲原则性的情况比较多，具体如何做，碰到的一些问题如何处理，尤其是在青年干部中，有时并不知道怎么做。特别是在调动职务、环境改变了以后有时就茫然失措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一些不合适的举措也是难免的。所以我感觉到，我们干部作风问题不少，包括吃吃喝喝，严重的行贿受贿也是不少，有一些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但是更多是由于文化层次不高，包括文化的自觉的意识不够坚定使然，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自觉不自觉就盲从，就跟着旧的习惯来做，甚至坏的习惯就延续下来，我感觉对他们来说，今后更多是一个教育问题。当然要真正触犯法律的，我们党和国家，要进行纪律检查，现在各个部门都在加强这方面工作进一步制度和方法在完善，我认为针对这些我是非常高兴的，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做，但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但是在教育上，要跟具体、深入，深入到具体的招待当中，比如说招待费如何使用？使用上对外国人怎么样，对同级怎么样，对上级怎么样，这些都要有更详细的研究和规定。在饭桌上有一些人爱瞎说，比如说谁官高谁官低，吃吃喝喝，谈一些趣闻轶事等，这些东西实际上也不是很健康的，我也看见过一些，我对此也很反感。这就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很低，有时很难有高雅的谈吐，对外来介绍本地的风光，介绍历史人物，诗词歌赋，这样既有成就感，又宣传了当地，但是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

总而言之，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在文化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素质以后，眼界就不光只盯着升官，不会急功近利于取得眼前的利益，而是从更广阔的角度，从更根本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政府廉政作风建设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把奥运会变成我们学习文明礼仪提高道德素质的学校

记者：您是中国伦理学会会长，请问，这一年以来，伦理学会开展了什么工作，组织了哪些活动？另外我想知道，在社会伦理包括行政伦理建设方面，国外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陈瑛：我们伦理协会，一年以来努力贯彻中央的指示，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示，我们都利用不同方式进行宣传，努力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贯彻。比如说我们和中宣部宣教局，共同在湖南开了一个公民道德论坛，这个论坛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了，这已是第三次。全国很多地方的研究人员、理论工作者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都来参加了，推动了全国“八荣八耻”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和贯彻，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搞了一些学术研讨，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基地为主体，在海南进行了讨论，组织全国上百名伦理学家进行研究和探讨。诸如此类我们还是在宣传贯彻中做了很大相关工作。

至于谈到国外关于干部教育的经验问题，我们有很多研究行政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同志，在这方面他们都做了很好的的工作，他们把国外的东西翻译和整理出来，然后在课堂上把这种思想写成书，进行出版。当然这方面工作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还是在逐渐开始，我们力量还比较薄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努力贯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贯彻和落实。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借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把中国人懂荣辱、讲文明、知礼仪的素质再提高一步？

陈瑛：奥运会不但是我们国力的展示，更主要是一个学习和锻炼的机会，通过奥运这个契机，来落实和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升我们公民道德素质，改善我们自己的社会风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比方说，热爱祖国，我们如何在奥运会上体现我们热爱祖国？维护我们国家的，维护我们民族的尊严，包括我们诚信在工作中如何落实在具体工作上，尤其是我刚才说，遵纪守法，热心公益事业，都是体现服务人民，服务人民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体现在热情的接待外国的游客，认真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特别是一些志愿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实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们也可以看看国外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是怎么样遵守社会公德的，学习他们好的经验，以提高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大家都把这件事重视起来，把奥运会变成我们学习文明、学习礼仪、提高我们道德素质的学校，如果我们把这个学校办好了，真正利用好这个机会，我觉得会使我们北京市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公民道德素质提高一大步。

（发布日期:200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