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汉字理论与汉字史专题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本次会议由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主办，蔡永贵、陈双新、陈伟武、陈英杰、（越）丁克顺、邓章应、郭洪义、黄德宽、何华珍、黄天树、黄锡全、吕浩、李守奎、李运富、刘钊、林志强、王贵元、吴振武、张涌泉、郑振峰（音序）等近二十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的专兼职人员以及硕博士研究生。

    会议前半场由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主持。会议伊始，李运富教授阐明会议主旨，希望与会专家针对汉字理论在新时代如何创新发展进行讨论。首先发言的是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教授，黄教授就“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如何贯通”的问题，从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汉字研究对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意义、汉字研究与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黄教授认为，建构语言学理论体系过程中文字学、汉字研究不能缺位，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应该把文字学研究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做；同时，文字学研究者要关注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在语言学理论体系中确定文字学、汉字研究应有的位置。

    接着，吴振武、黄天树、李守奎、张涌泉、刘钊、丁克顺等几位教授围绕汉字理论和汉字传播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吴振武教授认为，对于理论，中国语言学家只是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途径；因为有了理论支撑，学问的进步才能有比较可靠的结论；理论也许今天没有用，但明天或许有用，近年来古文字考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许多都是汉字理论和语言学研究创新推动的。黄天树教授指出，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这两种文字体系，不能说拼音文字出现以后，意音文字一定要演变成拼音文字；这两种文字体系各有利弊、不分高下，拼音文字有拼音文字的优点，意音体系有意音体系的优点，相信这两种文字应该并存于世，永远使用下去；汉字是为汉语天造地设的，我们要对汉字有信心。李守奎教授提出，汉字理论研究就是要解决问题，他抛出了十个问题供大家讨论，如汉字与中国文化、汉字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汉字为什么没有发展成拼音文字、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到底有没有关系、汉字研究有没有新的方法、汉字研究在新时代的走向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深入思考。张涌泉教授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汉字研究要注重史的梳理，要把古今打通，我们的研究要注重学术史，注重理论方面的探讨；二是文字学的研究跟训诂学要结合起来；三是要注意一些文字演变的重要理论问题的梳理，或者系统的研究。刘钊教授认为，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体系应该从长计议；语言学界应考虑怎么充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古文字考释者亟须提升自身的语言学素养；文字体系的高低优劣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本身没有什么高低优劣的问题，适合自己语言的文字就是最好的文字，汉字最适合记录汉语，所以它就最好；简体字的推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现在有人提出恢复繁体字，这是不可能的，文字主要还是靠自然调节。（越）丁克顺教授简介了汉字在越南的发展过程及特点，认为越南汉字的读音问题值得关注，汉越音研究成果可为唐代语音研究提供可资利用的材料。

    讨论过程中，王贵元教授建议开办培训班，培养传统训诂学、文字学研究人才，这个想法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赞同；李运富教授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提议由中国文字学会牵头，全国各地的专门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共同培养研究人才；吴振武教授认为有必要请一批好的训诂学家、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语法学家，甚至文献学、先秦史专家培训青年人才。

    随后，蔡永贵、林志强、郑振峰、陈英杰等几位教授分别发表了题为“汉字说微”、“关于传抄古文理论研究的一些思考”、“响堂山石窟文字的形体混同现象”、“谈唐兰先生‘三书说’对传统六书说的批判和继承”的主题演讲。

    最后，李运富教授总结指出，各位教授对汉字理论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发言都富有启发意义；古人在研究汉字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理论问题，所以汉字学不是说没有理论；现有的理论是不是已经很完善了，要看它能够解决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只要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这个理论就还有发展的需要和空间；历史迈入新时代，应该是汉字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时代，我们共同进入了汉字学研究的春天。李教授最后倡议，除了现有的研究以外，希望各位专家关注理论研究，就新时代汉字学理论如何创新、如何发展进行深入讨论，不断把汉字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

    会议后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王贵元教授主持。首先，邓章应教授作了题为“比较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与体系”的报告，认为比较文字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文字系统内部的比较和文字系统间的比较，比较文字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两种文字之间的比较；比较文字学体系涵盖文字比较研究、比较文字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字学史研究三个方面；同时对比较文字学与文字学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期望以此为比较文字学划定一个大致的核心范围，以便于学科的科学发展。

    其后，陈双新教授以“文字学视角下的草书形近字辨析”为题作了发言，指出简化字形有一大部分来源于草书楷化，大量的草书楷化从汉代就开始了，草书形近字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结构不同、形体不相近，结构相同、形体相近，结构相同、形体不相近；陈教授认为草书楷化字打乱了汉字楷书构形系统，产生了不少无理可说只能死记的非汉字构件，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的短视做法；可以考虑将其中部分易错字的手写形体和书面形体分开，书面用原字形，手写时悉听尊便。

    接着，吕浩教授发表了题为“关于《玉篇》的一个公案”的报告，针对上元本《玉篇》的情况，谈了三个问题：一是《玉篇》在唐代的面貌到底是什么样，二是《大广益会玉篇》“敕牒”部分字数所指，三是考察《玉篇》佚文；吕教授根据现有材料推测出上元本的基本情况：它的字头比《大广益会玉篇》多很多；它的注音中又音比较普遍，直音法也比较多；它的释义基本上没有文献引证。

    然后，陈伟武教授对中山大学的古文字研究历史进行了追溯，认为有必要对中山大学各个时期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同时指出，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史论结合，无论是考字还是做理论，都要各司其职；我们应该重视理论，但从具体的语言实践或者汉字发展史的事实里归纳出来的理论，才有指导意义。

    随后，黄锡全教授就近两年新见出土货币的文字考释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近些年不时发现不同于以往所见之货币，或形体有别，或文字有异，也发现可以佐证过去尚未得到确认之重要货币文字，这些都需要进行仔细比较与分析研究，不宜轻易视其为“新品种”或者不予重视。

    另外，王东教授以“《水经注》‘拒坐’考辨”为题，梳理了“拒坐”一词在不同版本中出现的异文，包括匡坐、拒坐、抠坐、环坐、直接为“坐”、没有“坐”等六种情况。

    在座专家学者对每一位教授的报告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最后，王贵元教授总结指出，这次会议名为“汉字理论与汉字发展史研究”，主要是有感于汉字理论和汉字发展史研究在汉字研究中相对薄弱，起步也比较晚；因为以前出土资料太少，随着出土文献不断被发现，逐渐形成序列，这个问题实际上才可以开始研究；传统小学只是解决文献问题，所以汉字理论的建设比较薄弱。因此，我们举办这次会议，就是让大家在这方面进行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李运富教授、王贵元教授分别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李运富教授的论文《汉字理论与汉字史研究综述》梳理了汉字学的学科体系发展，认为汉字学框架体系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包含音韵学、训诂学的传统文字学，只关注形体的单纯文字学，及形体、结构、职用三维一体的立体汉字学；归纳了汉字学分科理论，概括了汉字构形学、汉字文化学、汉字职用学、古文字学、近代汉字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情况；简要介绍了汉字起源、汉字的性质与特点、汉字汉语关系、汉字结构类型、汉字教学、跨文化汉字、汉字学与文字学关系、汉字认知、汉语俗字等专题的研究情况；针对汉字史宏观研究，论文从汉字史通论及汉字史分期、汉字史的内涵及分期分类依据、汉字史研究方法与汉字演变的现象规律三个方面系统介绍了20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关于断代汉字史研究，论文按照研究对象，分古文字阶段、近代汉字阶段、现代汉字阶段介绍了相关成果；论文还总结了个体汉字史和汉字传播史的研究情况。该文对百年来汉字理论与汉字史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总结，也为新时代深化拓展相关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论题。王贵元教授的论文题为《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与六书“转注”》，他认为汉字构形的发展经历过个体发展和群组发展两个阶段，汉字构形的个体发展阶段仅专注于字形个体及其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群组发展阶段则既关注字形个体及其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又关照到字形个体之间的关系。基于此，“转注”当是造个体字形时兼顾其他个体字形之间关系的一种造字；“四体二用”说当为“四体一系一用”说，“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一系”即转注，系指系统化、系联化，“一用”即假借；“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解决单字构形问题，假借解决字用问题，转注则解决系统性识字问题。

    本次研讨会虽然时间短暂，但成效显著。与会专家畅所欲言，讨论范围涉及文字学各个方面的理论问题，涵盖古今文字各种材料的考辨，以及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方法和演变规律的探讨；专家们还对青年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将推动汉字理论与汉字史研究在新时代有新的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