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董婧宸副教授应邀在文学院202会议室为郑州大学中华汉字文明中心师生作了题为“从批校到著述：王筠《说文》研究与著述发覆”的学术讲座。报告会由中心执行主任何余华副教授主持，中心硕博研究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董老师对《说文解字》的流传情况作了详尽的阐述。指出《说文》的主要传本有三种：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和《说文解字韵谱》、北宋徐铉校订本《说文》以及南宋李焘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在这些版本中，大小徐本《说文》的流传尤为广泛。大徐本的再传本包括南宋初期的浙刻本以及清代刻本。前者亦称宋本或小字本；后者又可根据字体大小可细分为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三类。小徐本的再传本则包括抄本和刻本，且存在足本系统和缺本系统之分。抄本方面，足本系统有如清毛扆抄本、清钱曾抄本等；缺本系统则表现为卷十至卷二十的篆文、注解脱漏，清代有多种此类抄本流传。刻本方面，足本系统有道光十九年（1839）祁寯藻刻本；缺本系统则有如南宋中期浙刻本，乾隆四十七年（1782）汪启淑刻本等。

其次，董老师指出，随着乾隆中期四库馆的成立以及《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启动，《说文解字》类著作的整理与刊刻进入繁荣阶段，此亦为《说文》学真正兴起的重要契机。诸多学者，如钱大昕、段玉裁、桂馥、严可均、王筠、朱骏声等，相继对《说文解字》进行了深入研究。董老师进一步从乾隆中期、乾嘉之际、道咸之际三个历史阶段，概述了《说文解字》的流传与《说文》学的发展状况，清晰阐述了清代《说文》学研究由单一向多元、由平面向立体的逐渐丰富的动态的发展过程。

再次，董老师以《说文韵谱校》与《说文系传校录》作为典型例证，对王筠的《说文》研究历程及其相关著述的成书过程进行了精炼的阐述。董老师强调，通过对“批校案语→形成初稿→完善定稿”过程中散见的异同内容的观察与分析，我们不仅能够深入探究王筠《说文》类成果的著述特点，而且能够洞察其《说文》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轨迹。此外，“传录、批校与著述”作为清代《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学术风气，而且在深层次上影响了清代学者对《说文》的研究。从《说文》旧刻旧抄本的流传、《说文》批校的展开，以及其与《说文》著述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中，我们亦可窥见清代《说文》学的发展态势。

董老师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结合具体的版本与著述分析，深入浅出，广征博引，不仅展现了《说文解字》及其相关研究的深厚历史底蕴，而且揭示了清代《说文》学研究的多元面向与深刻内涵，使得现场师生对于《说文解字》的流传历程、清代《说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在互动环节，董老师与现场师生就清代其他学者的《说文》研究著述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讲座在和谐的氛围和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 王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