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字词关系研究史》终于要付梓了，面对厚厚的书稿，心中无限感慨，种种过往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2016年的金秋，我告别了熟悉的唐山师院，来到了郑州大学。车窗外掠过的，是渐行渐远的燕赵风景；心中涌动的，是对未来无限的期待与些许的不安。一切归零，重新出发——这份抉择背后，是学术理想的召唤，也是一次人生的自我重塑。
回想2004—2007年，我在北师大跟随李运富老师读博士，正是在此期间，李老师提出了汉字“三平面”理论、创建了汉字语用学论纲。李老师严密的逻辑和宏阔的学术视野，启发了我的研究思路，决定了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毕业后短短几年，我评上教授，又很快晋升为三级教授、二级教授，成为享受“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并走上领导岗位。2016年初，李老师来信问我是否愿意到郑州大学工作，想到郑大有更好的学术平台，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初入郑大，我有幸参与到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和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中。从课程设计到学术交流，从团队协作到学科规划，我亲历着一个高水平科研平台从雏形到完善的过程。这段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更让我深切体会到集体智慧的力量。与此同时，我并未中断自己深耕多年的汉字理论与汉字史研究。特别幸运的是，我能继续在恩师李运富教授的指导下，专注于字词关系这一富有深意的领域。李老师治学严谨，视野宏阔，每每交谈，总能在我困顿之时给予点拨，让我对这门学问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老师的引领下，我们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参与导师主持的古今字课题研究，系统整理古今字的训释资料，爬梳历代学者对字词关系的精辟论述；二是深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用字情况，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探寻规律。那些埋首古籍的日子，虽然清苦，却格外充实。
记得整理古今字材料时，因为材料体量庞大，只能在办公室台式计算机上处理。我常常早晨不到8点就到办公室，晚上10点多才离开，好几次楼门关闭而把我锁在楼内，只能找已经就寝的看门大爷起来开门。当时的我，一头扎进古今字材料整理工作中，对于自己申报项目的事，根本就没琢磨。但是，李老师却一直记挂着我个人的学术发展，根据我的学术基础帮我筹划选题。记得一次中心工作会上，李老师提出让我准备申报历代学者关于汉字职用观念的相关课题，彼时的我对这一选题毫无头绪，内心满是茫然。可想而知，最初的申报书写得并不尽如人意，而李老师从未有过丝毫不耐烦，一遍又一遍地为我修改指导，帮我梳理研究思路、明确研究框架，让我逐渐拨开迷雾，对课题研究有了清晰的认知。关于选题名称，多位研究方向相近的老师与我反复斟酌、共同探讨，最终采纳了师弟何余华的建议，将课题定为“汉语字词关系研究史”。同时，申报书还得到了季旭升、杨宝忠、陈伟武、党怀兴、齐元涛等老师的指导，大家给出的修改意见，使申报书不断完善，最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项目获批后，我又一头扎进历代字词关系思想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原来我们的前人，对字词关系问题早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智慧。从《说文解字》到历代注疏，从经学阐释到小学研究，处处闪烁着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洞察。这些学术思想的吉光片羽，如同散落的明珠，等待着我们去拾取、串联，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我踏下心来一个学者一个学者地研究，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总结概括；同时，每完成一个章节，即请在读研究生帮我校对引文，全稿完成后又请他们再次分章节校对。在此特别感谢葛海楠、程婕、王钇浩三位博士和王艺科、张鹏凯、杨淑慧、张艳丽、蒋悦五位硕士，他们将整篇书稿校对了三遍，有的章节甚至校对四遍，付出了大量心血，保障了书稿引文的质量，为该项目结项获得“优秀”作出了贡献。在最后的出版校对中，每当我需要哪本书，葛海楠总能及时发来电子扫描版，助力我快速完成最后的校对工作。
还要感谢的是我的爱人宋庆利先生，近六年来，我两次做手术，他不仅细心照顾，而且努力减轻我的心理负担，使我轻松度过了难关。对他一直以来的默默付出，我早已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最近他不小心碰伤了腿，医生建议至少卧床两周，我承包所有家务，才切身感受到他的付出和不易。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李建廷先生积极为小书申报“社科成果文库”项目出谋划策，虽然最终没能成功，但李社长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该书篇幅很大，责任编辑王霄蛟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得到了郑州大学文学院、国家语言文字科研机构中华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和“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郑州大学）的出版经费资助，在此特向各位领导和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在此真诚希望各位方家同仁不吝赐教，以期未来能更进一步。
张素凤
2025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