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根深叶茂，汉字润泽源远流长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并与文明演进相伴相生。探索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发展脉络与基本走向，最有效的考察角度之一是汉字。如果把中华文明比作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汉字就是润泽大树成长的土壤和源泉。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且仍在使用的自源性文字符号系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所在、根脉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汉字对于文明探源、文化传承和民族维系的重要作用，认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这些重要论述将汉字研究的意义提升到中华文明探源和中华民族存续的高度，既是对汉字的文化属性、哲学内涵、历史价值的准确把握，亦是对汉字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把中华文明历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具有极高的思想意义和时代价值。

汉字滋养下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傲然挺立、枝繁叶茂、生生不息，赓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汉字是中华文明诞生的见证者、中华文明繁荣的记载者和中华文明演进的参与者。从汉字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历史内蕴，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时代赋予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传承发展中华文明需要探寻中华文明的源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

涉及殷商文化以前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方兴未艾。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正式启动，2000年结项。该项目提交了重要成果《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代的起始年，公元前1600年作为商代的起始年，公元前1046年作为周代的起始年。从夏代开始，到中国有明确纪年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其间共1200余年的历史从此有了年代框架，经进一步精确化后，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就有了基本依据，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脉络便更加清晰。2001年开始，分四个阶段，由国家文物局和科技部牵头，又实施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大项目，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该工程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该工程认为，大约距今5800年前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等区域就已经出现文明迹象；距今5300年前以后，中华各地区都陆续进入文明阶段，出现“满天星斗”的散点局面；而在距今3800年前左右，中原地区形成了更加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强势影响四方民族，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引领者，从而出现“众星拱月”的仰中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为进一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除了依据甲骨文之前的考古遗址和文化遗址外，还可以从符号层面进行，可以将远古时期散见于全国各地的表意符号同殷墟甲骨文之间建立起脉络关系。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有很多种，文字是重要标志之一。创造了文字的民族一定是进入了文明时代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时，虽然还有许多其他标准可以采用，但通过考察文字的起源来探寻文明的起源，应该是较为有效和较易得到公认的。文字的发明与使用可以证明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阶段，汉字的出现也是中华文明诞生的见证，所以对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汉字不应缺席。汉字映照了造字时代的历史背景，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基因，研究汉字起源是探求中华文明源头及早期形态的重要途径。迄今为止，大家公认的年代最早的汉字是距今3300多年的殷墟甲骨文。甲骨文已自成系统，相当成熟，足以说明殷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成熟阶段。但文字与文明的成熟不是短时间突然发生的，在此之前应该还有更早的文字形式和文明样态存在，认识中华文明的真正源头还需要再向上追溯。

当然，要确定文字的起源，首先应该对“文字”作出明确定义。有人认为“必须记录成句的语言才算文字”，其实起源阶段的文字单个单个出现，是否记录了语言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有明确音义的语言记录符号到甲骨文才敢确认，但文明起源肯定不会晚到殷商时代。所以我们主张“不受时空限制并重复出现的表意符号就是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字的起源就可能大大提前，可以证实的中华文明起源也会大大提前。中华远古的表意符号没有明确的音义，不符合现代文字定义，但它们不受时空限制而反复出现，肯定具有表意作用，应该与文字起源和文明起源相关。殷墟甲骨文之前的“表意符号”有很多，它们是中华文明早期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中华文明诞生发展的见证者，应该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远古表意符号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带来第一缕曙光。这种表意符号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文化、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和宁夏中卫大麦地文化。河南的贾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的遗物中发现16例契刻符号，其中有形体近似甲骨文的“目”“日”等字，应该带有早期文字的性质。差不多同时期的甘肃大地湾文化，出土的彩陶钵上绘制有红色独体符号“↑”“＋”等10余种，是仰韶文化半坡刻划符号的前身。正如郭沫若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还有宁夏大麦地的神秘岩画，展现了史前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遗迹，其中包含不少象形与抽象符号，是描绘先民生产生活状况的语义载体。这些表意符号是否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尚无定论，但至少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古文字的发展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的彭头山文化，其中已经出现陶器、稻种和聚居城邑。如果承认这些表意符号是中国汉字的源头，那么说“中华文明在8000年前就已产生”也便有了一定依据。

中华文明的起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远古时期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孕育了文字雏形，为成熟文字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表意符号若能同后世的各类符号直至商代甲骨文建立起发展脉络，便能够使更久远的中华文明历史得以证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汉字作为世界文明大背景下独具特色的文字符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为塑造和守护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连续性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汉字所记载的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内容，还是汉字形义本身所彰显的理据背景，汉字的文化因素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每个人的精神血脉，构筑起坚实的文化根基。中华文明因为汉字的滋养而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这可以从汉字构形蕴含文明、汉字职用传承文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是汉字构形蕴含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字符号不同，汉字本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汉字具有独特的表意性，特别是在古文字阶段，汉字的形体构造与所记录的事物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无论是“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地描摹出原生形体，还是根据已有汉字孳乳新形体，都深刻地烙印了造字时代的社会特质、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智慧与审美旨趣。汉字的创制往往来源于先民对周围世界切实生动的感受，浸透着物质情趣和精神风貌，是祖先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人生观、审美观的重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是文明诞生和演进的外在表现，是观察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重要窗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纵观文明发展史，汉字是最有资格称为“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汉字具有对中华文明的承载力、对先进文化的创造力和对全世界华人的凝聚力，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和文化纽带。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对汉字形体结构进行理据分析，借助汉字形义关系，阐释传统文化事项，揭示先民复杂的心智劳动、行为方式、认知思维和文化心理，是再现文化创造、文明发展历史过程的重要途径，对认识和研究中华文明的早期样态和历史文化风貌具有极大参考价值。

中国人崇尚不偏不倚的中庸和谐之道，这种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反映在汉字形体上就表现为构形的对称平衡。有的汉字形体本身就是对称的，如“大”“天”“田”“目”“中”“平”“全”“古”等。有的虽不对称，但通过形体变异或尺寸变化则能达到整体的平衡稳定。比如，在合体字中“阜”“邑”变为“阝”、“艸”变为“艹”、“手”变为“扌”，在“巍”和“峨”中“山”字变得宽扁和瘦长，在同体会意字“多”“林”中先写的部件“夕”“木”会较小等，都是因整体和谐而牺牲了部分个性特征。有时，甚至会不惜牺牲构字的理据，也要变形以保证汉字各部分的平衡。比如，“贼”字的构形理据本是“从戈则声”，为了左右对称，就把“则”的“刂”旁变为短横一撇搁在“戈”字左下，整个字看起来像由“贝”和“戎”组成，原来的构形理据消失了。还有的汉字构形中的笔画增减，也有可能是为整体美观匀称而调整的结果。

汉字的形体外观方正，稳定严整。方块字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汉字书写规范，其形成也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大地是人类安身之所，故而中华民族具有“崇方意识”。“方”者，直也，正也。方为做人之本、处事之基，于是出现“方直”“方正”“方法”“廉正”“端正”“正确”“正派”“正直”“直率”“直爽”“直道”“直诚”等大批具有褒义的词语。为人正直、做事正派、思想正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行为规范。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隶书、楷书，字体风格有变化，但基本都保持“方正”这一基础的美学框架。这是追求方正的审美取向与正直的道德意识的外在投射，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观念。

汉字构形也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通过古文字形体再现上古生活图景，捕捉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比如，酒在华夏文明早期的祭祀仪式中有着重要地位，这一点可以在商代甲骨文从“酉”的字形上得到证实。“酒”最初写作“酉”，像酒器以代酒，后加三点成为“酒”。甲骨文有一“莤”字，字形右侧像手捧着一束茅草，左侧则为“酉（酒）”，字形整体像以酒灌注茅束之形，这是周朝的一种祭祀方式。《说文解字》对“莤”的解释是：“礼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将酒慢慢倒入茅草，缓缓渗下，如同神明祖先享用祭酒，从而达到祭奠祖先的作用。《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春秋时期，齐国曾以楚国向周王室进贡的祭祀茅草不足为由讨伐楚国，以酒灌茅的“莤”礼重要性可见一斑。又比如，“奠”字的甲骨文字形像酒器置于台上，同样用于祭祀。《说文解字》：“奠，置祭也。”段玉裁解释说：“置酒食而祭也，故从酋丌。”再比如，“尊”字的甲骨文字形像两手捧酒器之状，或一侧有表台阶高地的“阜”，表示捧酒器登高台进献之意，后引申为尊卑之尊。“莤”“奠”“尊”都是从“酉”的字，承载了商代以酒祭祀的文化信息，可以使我们对古代历史有更为清晰深刻的体悟。

甲骨文金文中已出现与舞蹈、乐器有关的字，展现上古礼乐文明的兴盛。古代举行祭祀神灵的仪式，要演奏乐器、表演舞蹈，以舞和乐，送达天听。“舞”的甲骨文字形像是人正面执牛尾跳舞的形态。“磬”是一种礼乐之器，其甲骨文字形描摹手执小槌敲击悬磬的情形。《说文解字》：“磬，乐石也。”《诗·小雅·鼓钟》说“笙磬同音”。有一个与“磬”构形相近的字，像手持棒槌击鼓的样子，即甲骨文的“鼓”字。“鼓”也是古代的乐器。《孟子·梁惠王下》：“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甲骨文中还有一个“龠”字，像几根竹管编连起来，是一种排箫形的管乐器。《说文解字》：“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礼记·乐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德是人性之正，乐是德之光华。甲骨文“舞”“磬”“鼓”“龠”等字的出现，表明商代已有乐有舞，钟鼓之声，管籥之音，礼乐和谐，文采鲜明，展现了上古社会礼乐歌舞、政通人和的文明风貌。

二是汉字职用传承文明。汉字的主要职能是记录汉语，形成文献典籍，起到“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跨时空功能。汉字文献是中华民族积累和传承生产生活经验、思想意识精神的主要载体。从先秦的“六艺”到汉代的“七略”，从宋代的《太平御览》到清代的“四库全书”，历朝历代的汉字古籍浩如烟海，凝聚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精髓，使古代历史文化得以系统重现和传承延续。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古文、秦汉简牍等考古发掘出的珍贵文献更是经典文献的根脉，为传世典籍正本清源提供了真实的原材料，其文本内容对于保存和传承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意义重大。

在几千年的朝代变迁和时地流转过程中，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不断发展变异，而作为记录汉语工具的汉字，则是一种可以独立表意并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汉字的稳定传承与它的表意性质有关。汉字的基础形体源取客观事物，可直接表义，滋生的形体组合也以表意构件为主。汉字的外观形体古今有别，但形体嬗变有迹可循，内部的构造理据比较稳定，结构规律古今相通，由古文字记录的经典文献同样能为后人识读。而且，汉字记录汉语重在记义，不必准确记音。所以，尽管汉语语音古今殊异，方言分歧很大，但由于汉字的表意性和传承性，不同时代和不同方言的人仍能见字知义，以汉字为媒介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升华感情。汉字的这种超时空超方言特点，为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向心力。

汉字是华夏文化的代表，所形成的汉语文献也传向了其他国家。比如，朝韩、日本、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历史上长期使用汉语汉字，形成了所谓“汉字文化圈”；中亚、西亚、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发展也受到汉字文化的深刻影响。不同文明突破时空局限的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汉字的巨大承载力和跨时空的传播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相互了解与碰撞中释放潜力、迸发活力、绽放魅力，尽显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和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汉字是中华文明接续传承、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汉字职用的超时空性、超方言性使中华文明之光穿越古今，照耀世界。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曾诞生过多种古老而智慧的自源文字。约公元前3200年，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但在2000多年前就已自行湮灭。约公元前3000年，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创制神圣优美的圣书字，目前仅存于古埃及遗址。中国的殷墟甲骨文，虽比楔形文字、圣书字晚了约2000年，却是世界古典文字系统中唯一流传并使用至今的文字。一种文字伴随文明而生，历经数千年不朽，在现代社会依然展现蓬勃生机，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的锻造有赖于中华文明旺盛的生命力和汉字顽强持久的适应力。文明不竭，汉字不衰；汉字发展，文明绵延。汉字与中华文明相伴相依，互相成就，共生发展。

汉字延续了数千年，总体上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但并非没有变化，其演变是渐进式、改良性的。自甲骨文开始，汉字不断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伴随文明的历史进程而生生不息。正所谓“变则通，通则久”，汉字长盛不衰的奥秘在于，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汉字始终能够通过内在属性的自我调节，不断满足汉语的发展需求，与汉语产生良性互动，不断完善自身的记录功能，逐渐形成富有超强表现力的文字系统；同时，汉字能够在经济性原则的作用下自觉优化，化繁为简，逐步改良为能够满足大众便捷书写需求的符号工具，为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带来便利。

汉字的变化不需要体系性改换，因为汉字与汉语具有高度的契合度。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为主，汉字也基本是单音节的；汉语复音词多以原有单音语素复合而成，记录单音语素的汉字通过组合也可以记录无限新词。虽然甲骨文已经是可以较为完整记录汉语的成熟符号体系，但这种早期汉字符号主要描摹客观物象，很多抽象的情感概念和思想观念无法通过以形会意的方式具象表达，所记语言的复杂性与文字符号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会日渐突出。当现有符号无法满足概念表达的需要时，汉字系统开始自我革新、自谋出路，从同音假借到形声相益，逐步探索出新的符号生成方式以适应汉语的发展变化。“形声字”具有很高的能产性，声符记音，形符表义，在西周时期成为主要的汉字生成方式，记录各种新词语、新概念，推动了汉字构形系统、词汇系统的重大变革。汉字、汉语在不断磨合中协同发展，互相成就。

甲骨文的书写载体为龟甲、兽骨等质地较硬的材料，契刻工具常为青铜刀或尖石锥，刻划文字异常艰难，因而甲骨文的线条多窄细少粗圆，多直硬少弯曲，多勾勒少填涂。金文因铸刻在铜器上，书写工艺不同，相较甲骨文来说线条肥粗，多弯笔团块，有些字形也更为繁复。其他古文字，如简帛文字、石刻文字、陶文、货币文字、印玺文字等，因描摹具象、注重理据而构形复杂，书写工具和载体又比较原始，书写难度较大。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割据，社会的分崩离析导致各国文字“各自为政”，地域色彩凸显，出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字使用的广泛频繁，六国文字俗体横行，汉字简化现象突出。直至秦统一六国和“书同文”政策的实施，汉字系统才人为调整，优化规范。

“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字的图画性、理据性减弱，符号性、记录性增强。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等多依据物象而“随体诘屈”地描摹，形体基本保留了先民的造字意图，构形理据可以讲清楚。但篆书变为隶书之后，古汉字描摹物象的线条变成了不再客观表义的笔画，字形由圆而方，线条变弧为直，笔画删繁就简，汉字脱离物象制约而变为记录符号，大幅提升了古代文献的书写速度和社会治理的行政效率。小篆到隶书的转变，是古今汉字的历史性变革。之后，从魏晋隶楷阶段到隋唐楷书定型，汉字的构形方式和形体风格逐渐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汉字简化、便捷的发展趋势，是演变的自然规律和自觉追求，是汉字生命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汉字的每一次较大的变化，都是社会发展需求导致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文明程度的提升。汉字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汉字具有系统性、便捷性、多功能性和超时空性，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显性标识，也是润泽中华文明的不竭源泉。汉字的存续与流变，将永远伴随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