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富  何余华

“字”与“词”相对，“词”有语言系统的“词位”（包含一个或多个互相联系的义项的词语单位）和言语系统的“词项”（只有一个义项的词语形式）之分。由于“字”跟“词位”的不对应性及“词位”的同一性难以判断，我们研究汉字的职用只针对文献言语系统，所谓“汉字的职能”具体表现为在文献中用某个字符记录汉语的某个词项。互有差异的义值表述为不同的义项，负载某一义项的语音形式就是言语中的词项，所以某个字符在使用中记录某个词项就会具有一定的读音和表达义值。

现代汉语中的“两”字主要有三种用法：一是记录{数词}^[①],如“两本书”“过两天再说”；二是记录指代性副词{双方都}，如“两可”“两全其美”；三是记录{重量单位}，如“半斤八两”“50克为1两”。^[1](P811)

但在汉语史上，“两”字的记录职能变化非常大，与“两”字有关的一系列字词关系、词际关系长期纠缠不清。这与前人在论述“两”字有关问题时缺乏对文献材料的全面测查有关，也跟理论认识模糊有关。如“字”“词”不分，“词位”与“词项”不分，“字用”（字符的职能属性）与“用字”（词语的书面形式）不分，等等。本文运用“字用学”有关理论和方法^[2][3]，尝试从“字用”角度，对“两”字的职用演变作系统梳理，细致描写“两”字的本用（记录表达义值与字符形体构意有密切联系的词项）、兼用（记录与本用义值有某种联系的词项）、借用（记录与本用义值无关的词项或音节）情况，厘清其中的字词关系，探讨“两”字职用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一  “两”字的形体构意及其本用职能

  “两”字的构形理据及其本义，历来众说纷纭，前贤信守《说文》，为弥合《说文》难免多方牵附；后来学者结合出土文献，也创有诸多新论。本文无法一一介绍[^4](P109-119)，只就跟我们意见密切相关的结合论述。

   “两”字的初形作“㒳”，始见西周初期金文，如（盝驹尊）、（卫盉）。春秋时出现上面加横的同功能字“两”，并逐渐替代“㒳”成为社会习用字，汉代以后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都只见“两”形而难见“㒳”形。但《说文解字·㒳部》将“㒳”和“两”作为两个不同的字收录：

“㒳，再也。从冂，阙。《易》曰：参天㒳地。凡㒳之属，皆从㒳。”

“两，二十四铢为一两。从一，从㒳。㒳，平分也。㒳亦声。”

段玉裁注：“㒳，再也。爯部曰：再者，一举而二也。凡物有二，其字作㒳，不作两。两者，二十四铢之称也。今字两行而㒳废矣。”

可见许、段都认为“㒳”记录数词{二}，“两”记录重量单位{二十四铢}，是两个不同的字。对此，徐灏^[5](P94)、张舜徽^{[6](P1852-1854)}、于省吾^{[7]（P1-10）}等认为“㒳、两本一字”，“两字从一，乃后增体”，其说甚详。我们认同“㒳两一字”说，下文“㒳”形亦用“两”字代指，不作区分。

“两”字的形体来源及形义关系有不同说法，最有影响力的是于省吾^{[7]（P1-10）}、沈镜澄^{[8]（P388-389）}等认为“两”的字形来源于“车”的前部，即车辕、车衡和两个车轭的组合，其构形本义即以部分代整体，表示{车}。汤余惠^[9](P67-68)进一步认为“丙”字是“两”字初文：“丙”字甲骨文作或形，象车衡缚有只轭；“两”字作或，象车衡缚有双轭。“丙”“两”的本用都是{车}。

图1  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殷车复原图     图2  张家坡第2号墓2号车的错衡复原图

说“两”字和“丙”字的形体取自车驾的前部或者象形“车”字的前部，也属于表示{车}义的象形字，似有可疑之处。首先，殷商至周初实行的车制是一车配两马，车体用单辕连接前端的衡木，衡木左右各缚一轭用于套马，如图1所示。所以“车”字初文、或等跟商代车辆实物是吻合的。但如果是截取“车”的前部而产生或，则形体有所不合，一则车衡是直木或两头向上翘起，何以、的衡两端都有那么长的折垂线？二则车轭应该是捆缚在车衡上，何以、的车轭大都远离车衡？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象形的“车”字有如此处理车衡和车轭的。或许可以用衡上两端的饰物来解释、的边垂线，因为如图2所示，西安张家坡周墓的车衡两端有垂着用朱色织物串上贝、蚌而成的饰物^[10](P38)，其它墓葬出土的车马坑中也常发现衡末装置有垂流苏、钟铃之类的饰物，所以金文中的“车”字也有在衡上画出饰物的，如（父己车鼎）（车父己簋）。但用金文形体说明甲骨文形体的来源似不合适，何况金文“车”的饰物也是“挂”在衡上的（衡端伸出），怎么会两端折转为“冂”形呢？

其次，凡象形表义，如果以部分代整体，那这“部分”大都应该是实物的主体部分或具有代表性特征的部分，所以用车厢、车轮和车轴的组合代表整辆车合情合理，而用车的前半部分代表整辆车已不太合适，怎么还可能用半边衡一个轭的“丙”来代表整辆车呢！

第三，如果“丙”“两”真是用部分象形的构字方法来表示{车}，那就应该是“车”的异体字才对，怎么可能是另外两个仍然表示{车}的不同的词（读音不同）呢？“丙”“两”“车”如果都表示{车}，其区别何在？如果没有区别，为什么能够共存？

第四，说“丙”“两”的本义是{车}，关键问题还在于没有用例证明。通常举《甲骨文合集》（36481）“车二丙，盾百八十三”为例来证明“丙”有{车}义，但该片甲骨“二丙”上面的字很不清晰，是否必为“车”字尚待考察，即使是“车二丙”，由于出现了名词“车”，“丙”也应该是量词而不是指称车体的名词。同理，出现于西周金文的“两”字早期用法也限于“名+数+两”的结构中，显然也应该是量词而不是名词。真正脱离数词的限制并且没有名词共现因而确实表示车辆实体的所谓名词“两”是到唐代以后才出现的修辞用法，如“圣两归丹禁，承乾动四夷”（《读玄宗幸蜀记》）。

鉴于以上说法形义皆不合，其他此处未提及的种种形体分析也大都与“丙”“两”的初期用例无关，所以我们觉得“丙”“两”的构意可以存疑。如果非得提供一种说法的话，我们宁可做出这样一种假设：“丙”“两”确实取形义于车驾前部，但不是直接的象形表义，而是取现成的字加以“变异”，产生跟原字形义既相关又相异的新字。即取“车”字的一部分加以改造，使其不再象车衡缚一轭或两轭之形，而变成一个近似的新符号；也不再表示原来的{车}义，而用变异于“衡木缚有只轭”形的“丙”表示{马一匹}，用变异于“衡木缚有双轭”形的“两”表示{马两匹}。无论表示{马一匹}的“丙”，还是表示{马两匹}的“两”，都是用“变异”手段为量词所造的专用字。这种“变异”造字的手段，许慎《说文解字》早有揭示，如“冖”为“从一而下垂”，“世”为“从卅而曳长之”，“帀”为“从反之而帀也”，等等。

汉语量词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名词和动词的量词化，二是专用量词。有人认为专用量词产生较晚，所以把“丙”“两”的本义定为名词的{车}。其实像“朋”（贝二串）“珏”（玉二块）“隻”（鸟一只）“雙”（鸟二只）“秉”（禾一把）“兼”（禾二把）等专用量词大都产生得较早，“丙”“两”应该也属于这类专用量词。专用量词实际上等于“（名物）+数词+量词”，既有特定的对象，也有确定的数量，因而不同于普通量词。汉语的普通量词确实产生得相对较晚，有些就是专用量词使用范围扩大而形成的。

如上所述，“两（㒳）”字是截取“车”字前面部分加以改造而产生的“变异”字符，用来计量跟车轭相应的马匹的量，我们记为{两₁}（马二匹或马一对）。这种形义密切相合的本义就是“两”字的本用职能，见于西周早中期的金文。例如：

（1）   伯赐小臣宅画毌，戈九；昜（锡）金车，马两。（西周早期《小臣宅簋》8.4201）

（2）   宾马两，金十钧（西周早期《小臣守簋盖》8.4179-4181）

（3）   师黄宾㒼章(璋)一，马两。（西周中期《㒼簋》8.4195）

（4）   王乎虢叔召𤼈，赐驹两。（西周中期《𤼈鼎》5.2742）

“两”作为专门计量“马二匹”的量词用法的历史并不长，随着车马制度的变化，到西周晚期就不太行用了。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2]李运富.汉字语用学论纲[A].励耘学刊(语言卷)（第1辑）[C],2005年.

[3]李运富.汉字学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7卷）[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5]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于省吾.释两[A].古文字研究（第10辑）[C].1983.

[8]沈镜澄.说“㒳”[J].中国语文.1984（5）.

[9]汤余惠.商代甲骨文中的“丙”和“两”[A].史学集刊（第2辑）[C],1991.

[10]郭宝钧.殷周车器研究[M].文物出版社，1998.

本文为《“两”字职用演变研究》一文第一部分，原载《励耘语言学刊》2014年第2辑（总第20辑，学苑出版社，2014年12月），后收入李运富主编《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象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