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使用了数千年的古老文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本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系统阐释汉字作为基因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性意义及其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互证关系。距今5000年左右组合连写或重复出现的表意符号已具有文字功能，可以为中华文明提供起源阶段的文字佐证，而甲骨文的成熟则标志着中华文明步入了高级阶段；汉字体系形成后的稳定性与文献记载的传承性，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不断；汉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继承基础上与时俱进，彰显了中华文明的鲜活创造力；汉字的表意特性与规范通用属性，成为维系民族融合、文化认同与国家统一的关键纽带；汉字承载的丰富内涵，融汇多元的外来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对外传播形成的汉字文化圈，以及国际社会对汉字文化的广泛接受，见证了汉字在世界文明互鉴中的积极影响。新时代需通过学科建设、汉字教育、数智赋能等途径，传承弘扬汉字基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汉字基因 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 传承创新
在人类文明史上，许多古老文字如楔形文字、圣书字、印章文字、玛雅文字等早已湮没无传；唯有汉字跨越数千年，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①，“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②；“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③。这些论述将汉字研究的意义提升至文明存续的高度，深刻揭示了汉字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也精准道出了汉字在中华文明谱系中的核心地位。由此我们认识到：汉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文明赓续的根脉，是塑造和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文明基因。本文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导下讨论“汉字基因”的特性及其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
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是生物存储遗传信息、实现代际延续并允许适应性变异的基本单元；汉字同样以高度稳定的结构体系承载文化信息，跨越时空传承，并能在历史中动态调适，二者在功能与特性上呈现出高度的对应关系。汉字在中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中发挥着本源与传承的双重作用，堪称中华文明的“基因”。汉字构形的内在逻辑与表意特性，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范式与认知模式，汉字系统以其超乎寻常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保存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知识体系。从甲骨文至今，汉字形体虽历经嬗变，但其以形表意、以义为核的基因特质一以贯之，如同遗传密码在文明肌体中持续复制与表达，确保了中华文明脉络的绵延不绝。
（一）汉字产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没有文字的社会不一定没有文明，而有了文字的社会是必然有了文明的。汉字的发生与早期形态，直接关联着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21世纪初，作为国家“十五”至“十四五”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工程（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该工程结项成果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各地区陆续进入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殷商的甲骨文，已是具备严密体系的文字，可以印证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成熟文明形态。但文明的成熟决非一蹴而就，文字的形成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追溯早于甲骨文的文字起源，也是探究中华文明源头的重要路径。
文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取决于如何定义文字。单个零散产生的自源文字并非一开始就能完整记录语言，而且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即使某些符号记录了语言，后人也未必能够解读、能够证明，所以不能用是否记录了语言、是否能解读出明确音义来判断早期的表意符号是否为文字。我们认为，那些跨越时空限制、重复出现或组合呈现并具有某种表意功能的刻画符号，即可视为文字的早期形态；甲骨文之前的许多符号，特别是连续排列的符号，应该可以看作起源阶段尝试性创造的文字。如良渚文化遗址距今约5300年，各种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300多种，这些符号多次连排成行出现；小河沿文化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共发现12种刻画符号，其中一件斜腹陶罐的侧面呈弧形并排刻有5个符号；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距今4200年，一件黑陶残片上刻有两行共8个符号；山东邹平丁公村遗址距今约4100—4200年，一件灰陶残片上刻有11个符号，利用残片布局连行书写。这些连续组合的符号突破了器物标记的作用，具有文献书写的性质，因此被学术界称为“陶书”“陶文”，其系统性与表意性已初步显现，应该是先民尝试用来记录事件和交流信息的工具。如果确认这些表意符号为汉字形成体系之前的尝试性符号，具有文字功能，则“中华文明具有5000年历史”的论断也能从文字上得到证明。
（二）汉字系统形成是中华文明走向成熟的根脉源泉
汉字系统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的刻划符号到较为成熟的甲骨文，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在这一过程中，汉字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规律，具备了记录语言、传承文化的功能。汉字系统的形成，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原始的口传文化向文字记载的文明形态转变。从甲骨文的字形结构、造字方法以及所记录的内容来看，当时的社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还有文化教育和历史记载，如出现了“教”“学”“聿（笔）”“册”“典”“史”等字形。甲骨文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商代历史的真实性，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正如宋镇豪所说：“甲骨文也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原典文献遗产，传承着真正的中国基因，是生生不息的汉字和汉语的鼻祖，更是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中国精神之缘起、中国信仰之源头、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品格之由来、中国艺术美学之发轫的最真实素材。”④
自此，汉字系统的演进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紧密交织。由甲骨文而金文，而篆、隶、楷，字体的每一次规范化、简便化变革，都伴随着文化普及、知识下移与国家治理的深化。汉字系统不只是被动记录文明，更是主动参与塑造文明：它作为统一的信息载体，为多元文化融合、政治实体统一提供了基础工具；其表意特性亦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艺术、文学、哲学与思维方式。汉字系统的形成与持续发展，是中华文明走向成熟并具有突出特性的根脉与源泉。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其超乎寻常的体系稳定性是中华文明得以数千年连绵不断的重要基础。这种稳定并非指形体的一成不变，而是其内在的构形规则、字词关系与文化编码功能的基因沿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⑤汉字基因的稳定性，可以从结构内核的不变和承载文献的连续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汉字结构的内核稳定成为沟通古今的文化桥梁
汉字形体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经历多次关键性演进，但其结构模式与构形理据始终未发生断裂性改变。例如，贾湖遗址出土龟甲上的“
”形，在后来郑州二里岗遗址、江西吴城遗址、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等地反复出现，直到殷墟甲骨文中，其构形样态如出一辙。山西陶寺遗址朱书陶文中的“”符，其交叉笔画的构形理念，与历代通行的“文”字毫无二致。商代1500余个已识甲骨文字中，80％以上在现代汉字中仍有传承。虽然作为古今文字分水岭的“隶变”带来了笔画化变革，打破了古文字的篆体结构，但通过“方块化”重构和义符的系统化，反而增强了汉字的表意基因。王宁指出：汉字构形系统的稳定性源于核心构件与构形模式的传承，隶变后系统趋于规整和简化⑥。据齐元涛研究，隋唐五代碑志的楷书系统中，构形理据的保留率超90％⑦。即使现代的简化字，除少量草书楷化字外，大多仍然保留原来的造字理据，或者更换同功能的构件以保持结构模式不变。
这种深层结构的稳定性，成为沟通古今的文化桥梁，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独特的文化景观：受过教育的现代中国人，一般都可以无障碍地阅读唐宋诗文；若经专门学习，更能直接解读秦汉简牍乃至商周甲金文。此外，当需要创造新字（如化学元素用字）时，汉字系统能自然地运用固有的形声等造字法，创造既符合系统规则又易于理解的新字形，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包容力。所以说，“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持续稳定发展且历久弥新的自源文字符号系统”⑧。
（二）汉字文献的传承保障了文明智慧的赓续
汉字的核心功能在于记录汉语，形成文献。其形义关联的特性，使得汉字能一定程度上超越语音变迁，实现“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跨时代传承。浩瀚的汉字典籍，构成了中华文明智慧与经验的核心载体。
从先秦诸子原典，到历代正史著述，汉字文献系统地积累和传递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生产知识、哲学思想、历史经验与文学艺术。这些文献不仅是文明成果的静态记录，更是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与研讨对象。例如，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通过汉字的定型和历代注疏得以完整流传，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与文化心理；司马迁的《史记》创立纪传体通史范式，通过汉字保存的翔实记载，为后世提供了理解古史的重要依据；近代以来甲骨文、金文、简牍等文献的大量出土，与传世典籍相互印证、彼此阐发，使得文明的早期脉络与真实细节更加清晰。这种由汉字书写所构建的、跨越三千多年的文献系统，形成了一个内部可互证、历史不断层的庞大知识体系，确保了文明记忆的完整性与精神脉络的贯通性。
可见，汉字基因的稳定性，体现为外在形体顺应实用所需而合理演进，内在的构形方式、构形理据与文化承载功能则保持稳定连续。正是这种稳定性，使得汉字成为贯通古今最可靠的媒介，将文明的核心理念、历史记忆与集体智慧熔铸于一体，为中华文明跨越时空的连续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性基础与结构性保障。
汉字的生命力不仅源于系统的稳定性，更在于其构造和使用随时代不断进化。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汉字基因的进化也正是以创新为特征的。汉字的进化与文明的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创新
汉字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文明创造。殷墟甲骨文已是一个功能完备、结构自足的文字系统，而其源头必然经历了漫长的符号创制与筛选过程。这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体系建构，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原创精神。
根据造字取形的来源，汉字构造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依类象形”，属从无到有的初文原创阶段。包括直接描摹客观事物的外形意象（如“山、水”），人为规定标志性符号（如“上、下”），用陪衬符号帮助主体符号表现词义（如“瓜、果”），借助相关事物形象或创设意境表现词义（如“朝、莫”），用规定符号区别近似的象形符号或指示事物的相对位置（如“本、末”）等具体方法。第二个阶段是“形声相益”，即根据已有字形的音义进行组合或变异而构造新字，属从少到多的滋生发展阶段。包括音符与音符的组合（如“㠱”）、义符与义符的组合（如“明”）、义符与音符的组合（如“通”）、义符或音符与形符的组合（如“胃”“齿”）、义符或音符与标志性符号的组合（如“太”“百”）、变异原字形构造新字（如“世”“刁”）等。造字方法的灵活多样，体现了先民从多角度、多方位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智慧。通过分析汉字的构造思路，后人可以体会先民造字时的特征区别意识、主次配合意识、体用相关意识、场景动静意识、类别归纳意识、时空方位意识、数量多寡意识等。这些创造方法和创新意识在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并且传承延伸到中华文明的各个领域，成为后世创新活动的经验宝库和智慧源泉。
（二）与时俱进的改造变化创新
汉字的发展从未陷入僵化停滞，而是在一次次变革中延续自身的基因内核，焕发新的生机。其演变始终遵循一个核心逻辑：不颠覆既有的结构体系与功能根基，却总能针对特定时代的现实困境寻求突破，进而以新的面貌适配社会发展需求。
回望历史，汉字的每一次革新都有着清晰的现实动因与鲜明的时代印记。秦代推行“书同文”，核心是破解战国时期各国用字驳杂混乱的难题，通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确立统一的小篆体系，使字形更趋规整典雅，字词对应关系更为明晰，这种变化不仅结束了文字割裂的局面，更为许慎《说文解字》的编撰提供了素材，奠定了汉字规范发展的基础。
秦汉之际的“隶变”，则源于书写效率提升的现实需求。古人通过书写技法的革新，将小篆圆转绵长的线条转化为简洁利落的笔画，最终创造出书写便捷高效的隶书。这种字体变革，完美适配了秦汉大一统后，郡县治理、法令传布对文字便捷性的迫切要求，成为连接古文字与今文字的重要桥梁。到魏晋时期，隶书进一步演变为楷书，“永字八法”的确立，让汉字在书写规范性与流畅性之间找到了精准的平衡点，实现了从单纯追求书写快捷，到兼顾庄重美感与实用价值的审美升华。
近现代的汉字简化，核心目标是破解繁体字学习难度大、传播不便的困境，通过适度减省部分汉字笔画、合并功能重复或交叉的字种，有效降低了学习与应用成本。值得注意的是，简化字并非凭空创造，其中80％以上都源于汉字本身的自然演变，是对传统汉字的合理优化，而非全盘否定式的改造。
可见，汉字的演变与创新，从来不是无章可循的标新立异，而是一种渐进式的改良与优化，即在保留汉字基本性质、结构规则与使用规律的前提下，实现个体、局部或某方面的微调。汉字这种稳中有变、承古开新的特质，不仅始终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其生命力经久不衰的关键所在，更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重要保障。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其强大的聚合功能是中华文明保持统一性的关键因素。汉字的构造和演变都是有理据的，理据的重要特征就是可以分析，能够理解，所以通常把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表意文字通过字形理据表意，跟口语关系不密切，掌握汉字书写系统的人，能够跨越方言乃至不同民族语言的语音障碍，实现有效的书面沟通与文化认同。汉字因此造就了超越地域与民族差异的共同文化基石，从文化深层确保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一）汉字超越时空的表意性有利于民族统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⑨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汉字作为文明黏合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功能。汉字系统得以稳定传承数千年，并成为国家统一的深层文化纽带，与其表意性质密不可分。汉字的基础形体源取于客观事物，可直接表意，滋生的形体组合也以表意构件为主，其核心功能在于记录语义而非精确标注语音。因此，尽管汉语语音历经巨大演变，且现代方言之间语音差异显著，但统一的汉字字形确保了意义的无障碍传递。例如，表示眼睛义的“眼”字，在各地读音迥异，但字形一致，含义相通。这种形同音异而义通的特性，使汉字得以摆脱因时空距离产生的语音分化风险，成为贯通古今、联结四方的文明纽带。历史表明，即使在政权分裂时期（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各方政权大多仍共同使用汉字传承经典、行使文书，共享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理念，这为日后的政治统一积蓄了深厚的文化势能。李守奎指出，表音文字易随语音分化而造成文化政治的区隔，而汉字的超语言表意功能，则是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的文化逻辑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⑩。可以说，汉字的这一特性为中华民族以统一为主的历史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汉字的规范和通用有利于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⑪文字的统合是文化认同与国家治理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本质上是文化认同不断凝聚与深化的过程，汉字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代中央政权均高度重视文字的规范与统一，这不仅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更是构建文化认同、巩固国家统一的战略性举措。
秦始皇推行“书同文”，以秦篆为标准整理战国文字异形，其首要目的便是确保政令畅通，强化中央集权。这一举措的意义远超文字本身，它标志着基于统一文字的文化整合工作的开启，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稳固奠定了基础。《说文解字》是以规范为主要目的的文字著作，它的字理阐释使得汉字有了系统标准，更能适应大规模行政与教育普及的需要，推动了文化精英阶层乃至更广泛社会层面在文化认识上的整合。此后，从隶书到楷书的演进，本质上也是规范化进程的体现。
汉字所承载的深厚文化与知识体系，使其对我国境内各民族和周边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与吸引力。历史上，许多入主中原或与中原王朝密切互动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主动学习汉语、使用汉字，以吸收先进文明成果，实施有效治理。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清政府的汉化政策等均体现了汉字作为文化高地的辐射效应。汉字的规范通用，使得不同民族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在当代，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依然是增强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事业。
（三）少数民族创造的类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汉字为媒介的文化融合，并非单向度的汉字同化，而是在尊重并保护各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统一格局。各民族在共享汉字文化核心内涵、借助汉字实现跨民族交流的同时，也从自身的文化特质出发创造自己的文字以体现对汉字文化的深度接受，为彼此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现双向赋能、共生共荣。
历史上，受汉字体系和汉文化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结合自身语言特点，创造出了属于本民族的文字，这些文字既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又与汉字有着深厚的渊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仿照汉字的结构方式（如象形、会意、形声）创造的方块文字，例如壮族的方块壮文、白族的方块白文、侗族的方块侗文、瑶族的方块瑶文等，其字形结构、书写范式均借鉴了汉字，同时适配本民族语言的发音和词汇特点。第二类是借用现成汉字并变异其形体形成的文字，如契丹大字、女真文，它们直接借用汉字的字形，或增删笔画、或调整结构，以适配本民族语言。第三类是利用汉字的基本笔画重新组合创造的文字，以西夏文为代表，它直接借用汉字的笔画元素，通过全新的组合方式构成新的文字符号，既实现了对本民族语言的记录，又延续了汉字的文化基因。
这些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虽然是各民族自身的语言，与汉字并非同一种文字，但在文字创造的思维、形制、笔画等方面，都深受汉字影响，传承着汉字的文化基因。它们不仅是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字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不同于拼音文字单纯记录语音，汉字以形表意、形音义统一的基因内核，将先民对世界的认知、生活的体验、审美的趣味与哲理的思辨凝结于字形之中，使文明信息得以跨越时空、稳定传承。这种基因特质让汉字具备了强大的兼容并蓄能力，既能坚守自身核心规制，又能吸纳多元文化元素，通过字符组合形成的文献载体，深度嵌入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见证与传播媒介。汉字基因对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承载与彰显，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汉字基因滋养多元文学艺术
中国文学既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汉字基因的具象化呈现。汉字基因的包容性，直接滋养了文学艺术的多元发展，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宏大气度。饶宗颐曾指出，汉字因非完全记录语音，反而得以与书画艺术及文学中的形文、声文高度结合，形成了文字、文学、书法三者连锁的独特文化景观，这是汉文化最具魅力的核心特征，这一特征本质上是汉字基因包容性在文艺领域的延伸⑫。
汉字基因中单音节、有声调及形音义结合的特质，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创造基础，也为多元文艺形式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从《诗经》的质朴、《楚辞》的瑰丽，到唐诗宋词的雅致、戏曲小说的鲜活，其形式之美与内涵之丰，皆源于汉字基因的深刻影响。诗歌的对仗、平仄、押韵，直接源于汉字的音韵基因，构筑了文学作品内在的音乐性。汉字的表意基因赋予了文学创作广阔的意象与意境空间，有时寥寥数字便能勾勒画面、激发联想，如汉乐府民歌《江南》“莲叶何田田”，“田田”的字形线条舒展、字义宽广整齐，既贴合莲叶的形态，又融入先民对自然的热爱，成为意象塑造的典范。
还有，源于汉字基因而衍生的字谜、对联、回文诗、神智体诗、酒令等诸多文艺形式，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它们吸纳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载体。汉字的超语符活用，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趣味，如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用“大”字比况长妈妈的睡姿（“满床摆着一个‘大’字”），即是借助汉字形体的表意优势，吸纳生活中的鲜活经验，突破语言音义而创造出了生动形象的文学意境。
（二）汉字基因蕴含多元哲理思辨
汉字的构形逻辑与解析传统，是汉字基因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背后深刻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更承载着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内核。汉字基因作为先民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视觉编码，其包容性体现在对不同哲学观念的承载与融合，而非单一思想的固化表达。
首先，特定汉字的构形与理据阐释，常成为不同哲学观念的载体，展现出汉字基因兼容多元思辨的功能。例如，“武”字本义为武力征伐，而在《左传》中被释为“止戈为武”，虽非其最初构形理据，却生动体现了中国古代以战止战、追求终极和平的辩证思想；“中”字本义多有争议，但字形所表现的中央、正中、中间等基本意义，既承载了儒家中庸、中正的人道观念，也契合道家阴阳平衡、守中致和的天道精神，成为多元哲学思想共生互容的视觉符号。
其次，相关汉字的音义同源，也如基因般蕴藏着中华核心价值观念的多元融合。以“龢”“盉”“和”字群为例，其字形演变与意义关联，生动呈现了“和谐”观念的物质与精神起源。从指代音乐和谐的“龠”部之“龢”，到指代饮食调和的“皿”部之“盉”，再到表示人声应和、人际关系和谐的“口”部之“和”，它们都以“禾”为声符，而“禾”代表嘉谷，关乎农时之“和”。这表明，古人“和”的观念，源于对自然规律（农时）、感官体验（乐音、滋味）与社会关系（人伦）中各种元素恰当配合、相辅相成状态的深刻认知，而汉字基因则将这种多元维度的“和”浓缩于字形之中，实现了自然、社会、精神层面价值观念的包容共生。“和而不同”的哲理思辨，在“禾”“龢”“盉”“和”一组同源字的形音义关系中得到互证互发，彼此成就。
（三）汉字基因彰显多元审美意识
汉字基因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文艺创作与哲理承载中，更渗透在审美意识的表达中。汉字书法这门独特的审美艺术，其背后正是汉字基因兼容实用与审美多元风格的影响所致。其他文字虽也追求书写美观，但唯有汉字凭借其点画、结构的无限可塑性，在坚守表意基因的基础上，升华出一套以笔墨线条诠释哲理与性情的完整艺术体系，成为中华文明包容性审美意识的核心载体。
汉字书法的多元风格，直接彰显了汉字基因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气度。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飘逸灵动，到颜真卿《祭侄文稿》的雄浑沉厚；从柳公权的刚正挺拔，到赵孟頫的圆润温婉，不同书风既是艺术家个性的写照，更是不同时代审美思潮的折射。而这些多元风格的存在，始终没有脱离汉字的核心基因——形音义统一的表意本质。汉字书法常以经典诗文为内容，充分发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个体的书写风格，使得视觉形式、文学内涵与哲理意蕴交相辉映，形成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审美格局，这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
汉字的日常书写和整体形态特征，同样体现出根本性的民族审美意识。汉字结构普遍呈现平衡对称形态，无论结构繁简，都讲究构件分布的均衡与重心的稳定。从甲骨文的古朴简约，到小篆的规整典雅，再到隶书的舒展流畅，汉字形态虽经多次演变，但平衡对称、方正端庄的审美内核始终未变，成为全民认同的审美追求。汉字最终定型于“方块字”，是实用书写演进与深刻文化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为人正直”“品行方正”的道德观，共同塑造了汉字对“方”“正”形态的审美崇尚，而这种审美崇尚，正是汉字基因包容自然观、道德观与审美观的产物，体现了中华文明包容多元、凝聚共识的审美追求。
（四）汉字基因映照多元生活实践
汉字的构造根植于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汉字基因的包容性，也体现在既能记录本民族的各种生活，又能吸纳外来文化元素，在融合中完善自身，成为追溯中华文明包容发展的活化石。例如甲骨文作为汉字的早期形态，其记载内容就已包罗万象，既是殷商王朝社会图景的真实写照，也有不同部族、不同邦国文化现象的交相辉映，这种包容性从汉字起源阶段便已深深烙印在汉字基因之中。
从汉字的构形逻辑中，既能窥见先民的日常起居、生产劳作，也能透视古代技术从萌芽到发展的演进轨迹，更能看到中华文明包容吸纳不同生产生活经验的过程。据宋镇豪研究，甲骨文中已出现“禾”“黍”“粱”“麦”“来”“秜”“稌”等作物名，古代文献所谓“五谷”“六谷”“九谷”，其品物大体已见诸甲骨文⑬。其中，“麦”“来”等作物源于西亚，汉字基因将其纳入自身体系，成为中华文明包容吸纳外来生产元素的生动见证。《说文解字》中更保留了丰富的农事信息，如收录“”（划麦耙）、“杷”（收麦器）、“柫”（打禾连枷）、“铚”（割禾短镰）等农具专用字，不仅证实汉代黄河流域麦、禾种植的规模化与精细化，更体现了汉字基因对不同地域、不同阶段农事经验的包容与整合。
在记录技术进步方面，汉字基因的包容性进一步凸显，它在存储本民族技术智慧的同时，也常吸纳外来技术成果，成为古代技术文明包容发展的重要佐证。以“铸”字为例，甲骨文作“”，金文作“”“”“”等，不同字形中包含双手、坩埚、矿物、火、金属、熔液、模具等意义元素，生动浓缩了商周时期青铜铸造的核心流程：加热熔化、倾注熔液、范模成器⑭。青铜冶金的基础技术（冶炼、合金、简单铸造）源自西亚，而中国独创的复合陶范技术将青铜铸造推向新高度，汉字构形将其本土化的技术流程完整记录。这类汉字不仅是简单的符号，更成为古代技术进步的具象载体，清晰勾勒出先民在包容中改造自然、在融合中发展生产的技术轨迹，也印证了汉字基因与中华文明包容性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内在关联。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更以其独特的表意体系与文化传播力，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赋予汉字价值定位，强调“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⑮。日本学者白川静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就是汉字文化，汉字所具备的各种特质，给中华文化添上了浓烈的色彩。”⑯汉字的对外传播是文明的互鉴与互补，既塑造了区域文化共同体，也为当代文明对话提供了东方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一）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与文明辐射
自秦汉以来，汉字伴随中央政权的巩固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开始系统性地向周边地区传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字为通用书面符号、共享儒家文化价值的汉字文化圈。这一进程并非简单的文字移植，而是一场涵盖哲学思想、典章制度与文学艺术的综合性文明输出。世界各国积极主动地接纳汉字文化，并常对汉字进行本土化改造。朝鲜半岛在吸收汉字后创制了标记朝鲜语音的吏读系统；日本借助汉字发展出万叶假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假名+汉字的日本文字；越南则在使用汉字的同时，衍生出记录越南语的喃字。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字实践，印证了汉字系统的强大衍生能力与文化适应性，这本身也是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智慧的体现。汉字文献，特别是以《玉篇》为代表的字典辞书，也对东亚各国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日本、韩国的通用工具书，甚至日韩自己编纂的汉文工具书也叫《玉篇》，《玉篇》在东亚成了汉字文化的代名词。近代以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汉文文献，成为研究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实证，推动了敦煌学这一国际显学的诞生，也从侧面彰显了汉字在历史上作为跨文明信息载体的核心地位。
（二）世界文明互鉴中的汉字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汉字超越了历史文化遗产的静态定位，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现代文化符号和文明对话的桥梁。其传播方式与价值内涵得到了当代语境的创新性诠释和广泛接受。
在文化表达与设计领域，汉字独特的美学基因被不断激活并被世界理解。例如，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以汉字“冬”为灵感，将书法笔触与冰雪运动姿态相融合，赢得了国际设计界的广泛赞誉，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译的典范，展现了汉字视觉形态所蕴含的超越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在语言教育与文化认同层面，全球学习汉字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学习汉字来接触和理解中华文化，汉字成为感知中国哲学、文学与美学的重要媒介。联合国将世界中文日设在中国二十四节气之谷雨日，以纪念汉字始祖仓颉，这本身就是对汉字文化价值的国际认可。在商业与品牌领域，汉字亦成为传递品质、智慧与东方美学的价值符号。国际品牌在产品设计、市场推广中融入汉字元素，旨在借助其深厚的文化意蕴提升品牌内涵。这一现象反向印证了，汉字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体系，在现代全球文化格局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其沟通交流作用巨大而独特。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其保护、传承与传播在新时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指出：“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⑰2019年再次强调：“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⑱这为新时代汉字文明的传承弘扬指明了方向。
（一）加强理论阐释，建设汉字文明学科
在新时代传承汉字基因、解码中华文明，需要有理论指导。加强理论阐释、建设汉字文明学科应该成为当务之急。“汉字文明学”作为融合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应立足汉字在中华文明传承、传播和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来构建，要深入发掘汉字历史中的文明因素和文明历史中的汉字影响，形成对象明确、边界清晰，有理论、有方法、有体系的学科新范畴⑲。
汉字文明学的建设要从汉字的三维属性与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出发，搭建“本体解析-功能阐释-价值重构”的研究框架，通过多学科方法互证，深挖汉字承载的文明密码。要系统整合甲金文、简帛文献、域外汉籍等资源，建设数字化研究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与跨学科协作。同时，需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育理念，培养兼具文字学功底与文明视野的专业人才，确保学科传承后继有人。这一学科的建立，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的落实，也是在汉字文明领域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关键举措，还可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⑳。
（二）加强汉字教育，提升国民汉字素养
汉字教育是传承文明基因、筑牢文化认同的基础。新时代的汉字教育，需超越单纯的工具性读写，转向涵养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的育人实践。学校教育需科学揭示汉字的构形理据与文化内涵，并加强书法教育，让学生在笔墨线条中感悟汉字的艺术魅力。规范汉字书写和普及汉字文化关乎审美浸润与文化自信，实践中已涌现出许多创新案例，如多家博物馆让学生通过临摹铭文、体验工艺来理解汉字初义；郑州大学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园，打造沉浸式文化育人空间。这些融合认知、情感与实践的体验式教育，是延续汉字文化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数智赋能，激活汉字文化记忆
数智技术为汉字文明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强大动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汉字文化正从静态传承转向动态传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从而更多地开发汉字教育资源、创新汉字教育方式。在教育普及层面，各类学习应用程序、在线课程及融媒体文化节目，极大地拓展了传播边界，营造了社会学习氛围。在文物活化与呈现层面，技术应用更具革新性：三维扫描与数字化存档保护了脆弱的石刻、铭文遗产；虚拟博物馆和沉浸式体验让观众能以交互方式触摸历史；在国际顶级赛事开闭幕式等场合，汉字元素与数字视觉艺术的融合，成功展现了文化的磅礴生命力。汉字文明的数智赋能前景广阔，未来需进一步推动汉字识别、生成与理解技术的深度研发，构建覆盖采集、整理、标注、存储、关联、提取、发布、使用、更新、维护等全过程、全功能的汉字数字资源库；同时加强跨学科协作，将语言学、考古学、艺术设计与人工智能有机结合，打造可感知、可交互、可再生的汉字文化智能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所具有的深刻内涵。㉑这是对中华文明根本属性的深刻思考和精辟总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汉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智慧，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因作用。从上文的阐释可见，汉字基因的特性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高度一致，这种契合关系在甲骨文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汉字发展和中华文明进步的整个过程㉒。今天，从汉字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历史内蕴，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时代赋予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我们要深刻认识汉字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加强汉字文明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让汉字这一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化符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